武元衡并不生气，出去换了件衣服，然后重新落座。
后来，有些人称赞武元衡洒脱极了，有魏晋之风。这话并不准确，或者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当时，武元衡之所以在杨嗣往他身上倒酒时没大发雷霆，不是因为性情洒脱，而是因为屏风后暗香浮动，转出一位让他张大嘴巴的丽人。正像我们猜测的那样，出场的正是唐朝第一美女诗人薛涛。
我们都知道，薛涛和李冶、鱼玄机并称唐朝三大美女诗人。其中的薛涛，在宪宗元和年间以歌妓身份寓居成都，与诸位男诗人酬唱往来，被认为是圈子里的女神。她一生跟很多著名诗人谈过恋爱。这些恋爱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肉体上的，而与武元衡的这次，有可能是肉体与精神结合得最充分和完美的一次。
一向冷漠寡情的武元衡，也真的喜欢上了这位芙蓉城里的姐姐。在《听歌》一诗中，武元衡这样写道：“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唱古梁州。满堂谁是知音者，不惜千金与莫愁。”在另一首诗里，又作一番情意：“芳草落花明月榭，朝云暮雨锦城春。莫愁红艳风前散，自有青蛾镜里人。”后来越写越露骨了：“仙歌静转玉箫催，疑是流莺禁苑来。他日相思梦巫峡，莫教云雨晦阳台。”（《赠歌人》）当然，薛涛更迷恋武元衡。晚年做道士，还念念不忘，寓居浣花溪，监制了一种专门用于抄写短诗的信笺，这就是“薛涛笺”。这种信笺用芙蓉花瓣的粉末研制而成，呈桃红色，清香沁脾。薛涛写诗其上，寄于溪流中，是为追念遭遇横祸的武元衡，而非为了早逝的诗人元稹。到晚唐时，“薛涛笺”已很流行，李商隐在《送崔珏往西川》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
故事还远远没有完。
武元衡被刺杀时，另一拨刺客已堵住从通化坊府邸出来的裴度。
裴度时任御史中丞，是武元衡的最佳搭档和鼎力支持者。此次也成为刺客的目标。但由于偶然的原因，裴度逃过一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夏，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反，遣刺客伏靖安坊东门，害相国。又疾呼：‘再取中丞裴某头！’前一日，淮南来客献公新帽一枚，及出通化坊，群贼至，剑中帽，贼以公丧元，掠地求其坠颇急。骖乘王义以身蔽公，贼再击义，断其臂。公已坠沟矣。贼逸。王义死，公赖以帽顶厚而全。”《酉阳杂俎》中的一段记载，道出其侥幸脱险的缘由（亦见唐人笔记《续定命录》）。
与高大的武元衡不同，裴度的个头很矮，长得又其貌不扬，刚入仕途时总被人欺辱。有一次，裴度在曲江饮宴，又受了十多个禁军军官的气，于是派人向好友尚书胡证求救。胡证身材彪悍，不怒自威，得报后，突门而入，诸军官失色。胡证与诸军官拼酒，先是按军官们设定的酒令，一次一杯，几轮过后，面不改色。随后，胡证叫众军官按他的酒令，输一次喝三杯。很快，就把那十几个军官喝倒。众军官知道遇见厉害的主儿了，一起拜倒在地，胡证则大声怒喝：“尔等鼠辈，安敢欺负裴度！”
裴度的宅子在通化坊，就在朱雀大街的边上。当裴度骑马刚出东门时，就被刺客堵住。刺客第一剑断裴度的靴带，第二剑刺中后背，第三剑砍到脑袋上，以为裴度已死，所以刺客待其坠马，以取其首级。但此时，裴度的随从王义死死护住主人，刺客再挥剑，砍断王义的手，又将其刺死。裴度已滚到一边的沟里。刺客没有再查看，认为其必死无疑，于是呼啸而去。
他们想错了。
裴度虽头部中剑，但伤口不是很深。为什么？上朝出门前，他梳完头，随手戴上朋友前一天赠送的扬州毡帽。这种帽子比较厚，正是它保护了这位唐朝未来宰相的性命。自此以后，扬州毡帽畅销长安，因为被认为能给人带来好运气。
裴度的侥幸脱险对藩镇来说是个灾难。
武元衡被刺三天后，宪宗即以裴度为新宰相，继续对藩镇用兵。此前，有大臣向皇帝建议罢免裴度的官职，安抚李师道和吴元济。宪宗大怒，道：“若罢免裴度，使贼人奸计得逞，朝廷威信何在？我用裴度一人，足以袭破此二贼！”
裴度任宰相后，以削平山东和淮西的藩镇为己任。此时，公开反叛的是淮西。武元衡被刺前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死，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欲继承节度使之位。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常见，结果往往是朝廷妥协，追加一个任命。但宪宗皇帝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吴元济遂叛。
武元衡被刺后，长安继续对淮西用兵，两年过后仍无法决胜吴元济，朝廷的财政也渐渐吃紧。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有罢兵的想法。这一日，宪宗在与重臣议政的延英殿召见裴度，专门询问此事。
裴度说：“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追兵，可以平荡妖孽！”意思就是，不可罢兵，他裴度要亲自领兵围剿叛军。
唐宪宗问：“你真的能为我出征吗？”
裴度流泪拜倒，说：“武相国已殉难两年，今山东、淮西两贼仍未平灭，为臣日夜忐忑，今必为陛下出征，誓不与贼共存！”
宪宗动容，当即命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早年时，裴度落魄于洛阳。一日黄昏，路过天津桥。当时淮西已叛多年。在桥上，有俩老人倚柱聊天，一位说：“蔡州用兵日久，不知何时才能平叛。”正在这时，他们看到裴度，惊愕而退。裴度奇怪，叫仆从跟在他们后面，听一老人说：“刚才还忧虑蔡州之乱不能平息，现在好了，平此乱者当是此人。”仆人回报裴度，后者笑道：“拿我开玩笑吧？”但就在转年，裴度考中进士，走入了仕途。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裴度赴淮西亲自指挥战斗，军威大振。
当时，朝廷的每支军队都有宦官监军，士兵进退都听监军的，将领做不了主。裴度到后，将所有宦官都轰了回去，把权力下放到将领那里，如此一来，谁人敢不用命？所以此后连战连捷。十月十一日，在裴度调度下，大将李愬雪夜袭蔡州，生擒了吴元济。
又过了一年，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朝廷开始对盘踞在山东的李师道用兵。
李师道虽善于进行恐怖活动，但本身没什么谋略，真要对阵作战，就含糊了。而且，吴元济被诛后，对他震动不小，在这种情况下，他上表向朝廷谢罪，割让三州，并以长子为人质，留于长安。但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出现这种变化，跟他身边的两个女婢有关。
按史上记载，李师道无谋，计策多出于身边的俩丫环：蒲大姊、袁七娘。她们得知师道向朝廷服软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自您祖父以来，一直占据着山东十二州，怎能轻易割给朝廷？况且我们有很多军队，可以跟朝廷打一架，若胜不了，再行议和也不晚哦！”
李师道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高兴地答应了。
朝廷此时已派武宁、宣武、义成、横海、魏博五镇节度使率军合围山东。中唐藩镇，最善战的莫过魏博军（又称“天雄军”，与徐州的“武宁军”，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与魏博军交锋的是李师道的部将刘悟。一战即溃。当时，李师道坐镇郓州，逼刘悟进军，后者遂反水，回师手刃李师道。时间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二月。
刘悟这一刀，算是对武元衡的一个交代吧。
武元衡的朋友中，有个叫王潜的，任江陵镇守使，其部下许琛，一夕暴死又复活，声称被抓到阴间，在那里偶遇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紫衣人，后者托许琛给王潜带话，说自己生活困顿，身上快没钱了。
按许琛的描述，他当时来到一个叫“鸦鸣国”的地方。国中有千万株高大的古槐，乌鸦不断地鸣叫，四周幽暗阴森，“内气黯惨，终日昏暗，如人间黄昏已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后进了一座城，在府衙里，发现官员身边坐着一个紫衣人，身材高大，头上包着棉布，好像受了伤。经官员审问，发现抓错了许琛，便放他回人间，临走时，许琛被紫衣人拉住，后者说：“你回去看见镇守使王潜，就说我需要用钱，请他一定再给我五万张纸钱……”
王潜听后，潸然泪下，说：“那紫衣人定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刺的故友武相国啊！”
武元衡被刺后，与其关系不睦的诗人刘禹锡，曾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著名的《代靖安佳人怨》，其一：“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其二：“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流萤飞去来。”
有人说，这诗里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刘禹锡是那样的人么？
武元衡的情人、皇帝和同事都还不错。他死后，成都的女诗人弄起“薛涛笺”；皇帝没有动摇，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而同事裴度，连续平灭了强藩，为他报了大仇。而裴度自己，也成为一代名相。晚年的时候，裴度退居洛阳，在南郊午桥别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取名“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终日宴饮放歌。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春，裴度似乎也听到了乌鸦的叫声，那是他的老友武元衡在“鸦鸣国”的召唤吗？没有多久，他便也去世了。
“甘露之变”的阴谋
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故事。如果你足够肤浅，也会这样认为。
这个故事中，几乎囊括了一切类型电影的关键词：阴谋、惊悚、悬疑、宫廷、格斗、刺杀、皇帝、官宦、宰相、陷阱、逆袭、悲剧、偶然、意外、周密的筹划和猪一样的队友……所以说历史本身无须虚构就比小说精彩。
讲这个故事前，先看一个对话。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的一天，唐文宗李昂一个人在后宫愣神，“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随后题诗一首：“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这位皇帝在观赏牡丹时，又吟《牡丹赋》：“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才想起这是前宰相舒元舆的作品，“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这一年冬天，文宗欲在延英殿召见宰相，但被宦官拒绝。他辗转至思政殿，问：“今日哪位大臣在翰林院值班？”
宦官：“中书舍人周墀。”
文宗：“那我可以见见他吗？”
这一次被宦官允许。周墀来到后，君臣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对话。
文宗：“你说我像以前朝代的哪位皇帝？”
周墀：“唐尧虞舜，殷汤夏禹。”
文宗：“你说的这些我不敢比。你觉得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
周墀震恐，拜倒在地：“赧、献乃亡国之君，如何与陛下比？！”
文宗苦笑：“我比不上他们。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而我却受制于家奴。”说罢，泪落衣襟。
这个桥段，很多人耳熟能详。
讲文宗皇帝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唐朝的分期。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是人们熟悉的概念，但这只是唐诗视角下的说法，比如认为盛唐结束于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看起来叫人莫名其妙，仔细端详会发现：杜甫死于这一年。所以，这种时间分期不能用于社会角度下的唐朝。
社会视角下的唐朝，以盛、中、晚、残四阶段划分更准确：
从唐朝建立到玄宗时代，盛大开放，气象瑰丽，为盛唐时代。盛唐和中唐的分界线，就是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这当然没有疑问。但中唐和晚唐的分界线在哪儿？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唐宪宗元和中兴结束后，就直接进入晚唐了；有人认为，唐穆宗长庆时代仍属中唐，之后才是晚唐；还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晚唐，是从完全不可救药的唐懿宗咸通时代开始的。这些都不太准确。真正的分界线是本故事所讲的“甘露之变”（晚唐和残唐的分界线，则以僖宗即位、黄巢暴动为标志）。
唐文宗一共使用了两个年号，前九年用的是“大和”，后五年用的是“开成”。“甘露之变”爆发于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这一天，皇帝与宰相密谋，欲在深宫里诛杀专权的宦官，但事变在瞬间被逆袭而失败，结果导致皇帝被幽禁，四名宰相被腰斩，长安城中大肆搜杀，死难士民超过千人，成为唐朝第一痛史，对朝廷的政治格局和大臣的心灵走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甘露之变”是宰相、大臣协助皇帝铲除专权宦官的行动。那么就得说说唐朝宦官专政的情况。
这个情况并非从我们熟悉的高力士开始。力士谈不上专权，顶多为玄宗所宠信。而且，力士至死都忠心于玄宗。唐时宦官之恶，是从李辅国开始的。此人抓住一个机会，在“安史之乱”中拥立唐肃宗，使玄宗被迫成为太上皇。而肃宗又是个非常无能的人。所以，大权尽落在李辅国之手。后来，此人涉嫌谋杀了作为太上皇的玄宗，还在宫廷格斗中处决了肃宗的老婆张皇后，当时正在病中的肃宗因此惊吓而死。可以说，从一开始，专权的唐朝宦官就玩得比较狠。
但肃宗之后即位的代宗对付宦官是很有手腕的：先派刺客刺杀了李辅国，又诱杀了此后专权的鱼朝恩，并且流放了另一名著名宦官程元振。一个皇帝解决了三大宦官，这一记录可谓唐朝之最。但仔细深究也好理解，因为这时宦官还没掌握禁军。但随后的德宗时代就不同了。
德宗一度想削平藩镇，但最终失败，其间引发“泾原兵变”：平叛的甘肃泾原士兵路过长安，因不满待遇而哗变，德宗出逃时，身边大臣没几个，倒是一群宦官保护了他。返回长安后，切身经历让他作出一个并非明智的决定：禁军主力神策军的两名司令官即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由宦官担任。
这是个可怕的开始。
换个说法就是，宦官担任了皇城警备军司令。这就不好办了。从此之后，直到唐末宰相崔胤引军阀朱温大杀宦官前，唐廷一直在阉人可怖的阴影下运作，他们牢牢地控制着皇帝的生死和皇位继承的决定权。
现在可以说到“甘露之变”的主人公文宗皇帝了。
文宗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这两任皇帝都直接死于宦官之手。尤其是开创了“元和中兴”局面的宪宗之死，叫文宗久久不能释怀。当时，宫内外都传是宦官王守澄指使小宦官陈弘志毒杀了宪宗。由于这件事涉及文宗的父亲也就是穆宗（传言穆宗当初为登上皇位而参与了弑杀），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涉案的王守澄仍在宫中担任要职，直接手刃宪宗的陈弘志则在襄阳做监军。杀了皇帝，却什么事都没有，这叫文宗怎么也想不通。不但文宗想不通，后人也想不通：这唐朝也太开放了，大明宫的幕布也太黑暗了。
文宗即位后想有作为，一来二去发展了两个心腹：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三个人合谋，开始一步步铲除宦官，尤其是涉嫌弑君的“元和逆党”，这期间提拔了另一名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当时最大的宦官王守澄之权。仇此前一直为王守澄压制，其在出任要职后立即向文宗密报：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一夜之间暴崩，确是王守澄指使宦陈弘志所为。至此，这个传言就被证实了。
文宗隐怒骤起，随后依次使计，杖杀了陈弘志，毒杀了王守澄。但此时，仇士良又坐大。所以，按郑注的计划，叫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全体出动，给王守澄送葬，在长安郊外将其一网打尽。但李训担心此举成功后郑注将获首功，于是在联络了另一名宰相舒元舆，以及左金吾将军韩约、未上任的太原节度使王璠、未上任的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代京兆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后，决定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提前在皇宫内动手，诛灭众宦官。在这里，有一个大疑问：是杀所有的宦官，还是专权的宦官？假如文宗要处决皇宫里所有的宦官，是最终废除宦官制度，还是说换一批新宦官？在当时来说，前者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但如果是后者，那么仍解决不了已形成传统的宦官干政问题。
从官职上说，这个剪除宦官的政变阵容很强大。
也就是说，四位宰相中的两人，以及长安市代市长、禁军高级指挥官和部分重臣都参加了。
接下来，看看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按李训制定的计划，当日上朝后，左金吾将军韩约向文宗报告，说大明宫左金吾庭院内的石榴树上突现预示吉祥的甘露，报告完毕后李训等人一起向皇帝祝贺，此时韩约悄悄返回已伏有兵士的左金吾庭院。文宗在表示诧异后，派李训前去查看甘露降临是否属实，李训回来后对甘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接下来，文宗再派宦官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鱼弘志带一班宦官去查看。当他们进入左金吾庭院后，立即关闭大门，由埋伏在那里的韩约率人将他们一并扑杀……
这个计划还是非常周密的。按部就班，每个环节都涉及了。皇帝、宰相、大臣都开始进入角色，令人紧张而窒息的“戏”开始了：
前面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从文宗到李训再到韩约，三个人在宦官面前演得还不错。
问题出现在后面，最关键时刻有人掉了链子。这个人就是第二次进入角色的左金吾将军韩约。
说起来，这名将军在长安大名鼎鼎，因为他是个特别出名的烹饪大师和美食家。跟后面的宋明王朝相比，唐朝虽然还不是市民社会，但人们已经开始初步懂得如何享受生活了，特征之一就是唐朝贵族和士人嗜吃，按《酉阳杂俎》记载，长安流行的美食有：萧家的馄饨（汤鲜味美，去其肥汁，可以煮茶）、庾家的粽子（莹白如玉，估计是江米的）、将军曲良翰烤的驼峰（烤驼峰是从西域传来的，烤前切成片，加上香辣佐料，味道鲜美），还有就是韩约做的樱桃毕罗。
什么是毕罗？简单地说，就是从西域传入的一种带馅的烧饼。
这位金吾大将军亲手做的毕罗，熟后樱桃颜色不变，被称为“长安一绝”。除善做樱桃毕罗外，按照段成式的记载，他还能制作“冷胡突鲙”，类似于带有鱼肉的片汤；“醴鱼臆”，甜味鱼胸；“连蒸诈草獐皮索饼”，一种獐肉饼。如果在一个夜宴的局上，韩将军的手艺必定会赢得宾朋的交口称赞。但是，这位厨艺了得的将军，干起正事时却不管用了。
整个计划的开头，是韩约跑进大殿，向文宗皇帝禀报他所在的左金吾庭院的石榴树上天降甘露。演这场戏时，韩约虽然也很紧张，但最后蒙混了过去，没被宦官看出破绽。但当仇士良、鱼弘志两大宦官带人进入左金吾庭院后，直接面对石榴树下的韩约时，这位韩将军的心理在瞬间崩溃了。
在文宗时代之前，宦官已经专权几十年，杀害了玄宗、顺宗、宪宗和敬宗四位皇帝，这些面容古怪阴森的阉人，已经树立起自己强大的权威。所以，当韩约直面仇士良时，由于过度紧张，脑门不断冒汗，一下子引起仇的怀疑。此时正是深冬季节，天是非常冷的，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何故如此？！就在这时候，风吹幕起，仇士良发现幕布后面竟伏有士兵，于是怪叫一声：“不好！”
仇士良是广东人，说一口带粤语味的长安官话。加上身为宦官，嗓音尖利，这一嗓子响彻了整个庭院。所有宦官都惊了，在仇士良的带领下，他们掉头就往回跑。守门的金吾卫士本想关大门，但被仇士良高声怒斥，愣神间，一伙宦官已经逃了出去！
在逃出的路上，仇士良越想越不对劲，回想事情的一幕幕，似乎是个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他一时间也无法确定谁是主谋，更不知道文宗是否参与了阴谋。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唐朝巨宦比那韩约冷静多了。虽然此时仇士良不能断定谁参与了阴谋，但他知道一点：要想转危为安，无论皇帝有没有参与政变，他都必须将其控制在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事情他没有翻盘的可能。这个瞬间的决定在后来被证明是他逆袭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在仇士良带领下，宦官们向含元殿狂奔而去。
大明宫一共三重大殿，第一重大殿是含元殿，第二重大殿是宣政殿，第三重大殿是紫宸殿。按唐人笔记《剧谈录》记载，“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址，彤墀釦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珮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当日早朝，文宗最初是在紫宸殿接见的大臣。在被报告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后，文宗就带着谋划事变的宰相李训、舒元舆以及一部分大臣转到了前面的含元殿；还有一些大臣，在另两名宰相王涯、贾餗的率领下，去中书省议事了。中书省在哪儿？也在皇城里，即延英殿（皇帝与重臣议政的主要宫殿）外面一侧的小平房。
现在，仇士良想的是：如果不把皇帝控制在手，那么无论他跑到哪儿都会被逮住。这没有任何悬念。即使他手里掌握有神策军，那么最后他仍是死路一条。正是怀着这个想法，仇士良带着鱼弘志等宦官百米冲刺般跑回含元殿。此时，作为整个事件的主谋，李训以及另一名宰相舒元與和一些大臣也在含元殿。
在仇士良去左金吾庭院后，李训就开始按计划调动了，他叫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前接旨。郭行余胆子还大点，上前领了命令，而王璠跟韩约一样，紧张得迈不动腿，以至迟迟不能接旨。这个政变团队的心理素质是如此糟糕。
仇士良等人狂奔冲入含元殿。
插一条《酉阳杂俎》的记载：“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厚质，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常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
说的是，出身世家大族的韦斌，每次朝会时都仪表严整，即使天降大雪，仍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庭院中。韦斌是盛唐玄宗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当时朝会大臣们还是站在庭院而非大殿里。中唐以后这种规矩才慢慢变化，在朝会时，大臣们可以进入殿内了。但此时，正式的朝会已经结束，按规矩大臣们还是应该在庭院中等待石榴树上现甘露的消息，但文宗皇帝比较富于同情心，因为正是寒冬时节，所以他破例叫大臣们在殿内等候。
在仇士良等人冲进大殿的时候，李训知道韩约那边把事搞砸了。但此时，仇士良不能确定在场的大臣中谁是谋主，所以他并没搭理李训，而是直接跑上玉阶，拉起龙椅上的文宗就走，并大呼：“今日事急矣！请陛下升辇入内！”
在场的大臣们目瞪口呆。
殿外有文宗的玉辇，实际上也就一轿子。仇士良带着宦官把文宗塞进轿子，抬起来直奔后宫，也就是宣政门。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殿上的大臣们都不及反应。李训的神经还算强大，站在殿门口高喊：“金吾卫士上殿！护驾者，赏百千钱！”
喊过这一嗓子后，仇士良并没有怀疑到李训。但李训第二嗓子让仇士良明白了一切。李训的第二嗓子是：“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内！”
此时整个大殿上完全乱了，大臣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训死死抱住文宗的轿子不放，跟仇士良发生贴身肉搏。直到这时候，没参与政变的大臣才知道事情不妙。接下来，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帮着李训诛杀宦官，也不是帮着宦官逆袭李训，而是为了避免牵连，自顾自地夺门逃跑了。
上朝前，李训为防备万一，在靴子里藏了把匕首。在与仇士良搏斗中，这位老兄猛地拔出匕首，还真把对方吓了一跳。但李训毕竟是个文官，没任何格斗经验，虽然手里握有利器，但连刺了几下都没刺中。聪明的仇士良并不恋战，在一名宦官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李训，跟鱼弘志等人抬着装有文宗的轿子奔入宣政门，随后把大门紧闭，高呼万岁。
仇士良现在太明白了：现在皇帝在手，他胜了！再说含元殿那边，几十名没能走脱的宦官被猛然冲进来的金吾卫士砍杀。
按李训事先的安排，大明宫正门丹凤门外有一支人马在待命。事变爆发后，这支人马也冲了进来。但这是一支杂牌军，来自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招募的兵丁。此外，还有代京兆尹罗立言手下的巡逻兵，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的仆从家丁。在李训的招呼下，罗立言和李孝本手下一共五百多人杀了进来。王璠的手下则来了一部分，至于郭行余的手下见情势不妙，并未入内就一哄而散了。
由于仇士良已劫持文宗跑了，所以含元殿上的格斗已失去意义。接下来，灾难开始了。
宣政门里，仇士良喘了一口气。他看着文宗。后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对这位大唐皇帝，仇士良没立即发作，只是用宦官特有的嗓音冷笑了一声。文宗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仇士良的冷笑太复杂了，既有庆幸与蔑视，又有怒怨和不平。因为他认为，当初诛杀王守澄，自己是立了大功的，现在反被谋算。
于是灾难真的开始了。
仇士良一声令下，神策军打开大门，冲了出来……
李训手里的兵力，除了一部分金吾卫士外，还有上面说的那几百人。此时杀出来的神策军，开始只有仇士良直接指挥的左军，五百人而已。但这神策军是禁军中最精锐的一支，所以一下子局势就逆转了。
随后，鱼弘志指挥的右军也出动了五百人，这一千人把李训那边的杂牌军诛杀殆尽。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仇士良越想越生气。他随即下令，神策军杀向延英殿旁的中书省，去全歼在那里议事的官员。
这个计划是疯狂的。
当神策军杀来时，中书省的官员们正准备吃午饭。王涯、贾餗两宰相都没参与政变。当听到神策军扑来且见人就杀时，大家根本来不及琢磨是怎么回事，就纷纷夺门而逃。没能逃走的大臣和中书省工作人员共六百多人全部死难。
接下来，仇士良下令长安全城戒严，捕杀所谓逆党。这个过程中，又有一千多名无辜士民被杀。
事变失败后，李训第一时间从宫中逃出。为迷惑他人，一边纵马飞驰，一边大喊：“我有何罪，把我贬到外地为官？！”
这样的场面，令人五味杂陈。
出长安后，李训奔终南山，想藏在故友华严宗大师宗密和尚那里。后者想收留他，将其剃度为僧，但终被弟子劝阻。李训只好转奔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也就是盟友郑注那里。但在路上即为人擒拿。李训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迟是必然的，所以对押解将士说：“你们把我送到长安，功劳必被神策军夺去，不如现在就杀了我，把首级送给他们。”
押解将士满足了李训……
就这样，“甘露之变”以皇帝、宰相、大臣的完败而告终，宦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李训，时任宰相，由长安往凤翔逃的途中被捕，被砍首；
舒元舆，时任宰相，逃至安化门，被捕，遭腰斩；
王涯，时任宰相，事先没参与政变，乱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馆，在那里被捕，最后屈打成招，遭腰斩；
贾餗，时任宰相，同样也没参与政变，慌乱中逃至兴安门，被捕，遭腰斩；
王璠，时任太原节度使，逃至长兴坊府邸，被捕，遭腰斩；
郭行余，时任邠宁节度使，逃至平康坊，被捕，遭腰斩；罗立言，时任代京兆尹，逃至太平坊，被捕，遭腰斩；
李孝本，时任御史中丞，逃至咸阳外郊，被捕，遭腰斩。
在腰斩以上宰相和大臣时，仇士良叫百官必须到场观看，从心理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了那个时代的大臣。
在长安，最后一个落网的是那位金吾将军兼烹饪大师韩约。事败后，他也逃出大内，在长安潜藏了几天，可这天晚上实在太饿了，于是出来觅食，在崇义坊被神策军捕获。被捕后，韩约为自己辩解，说：“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才使得李训没能得手啊，我是有功的。”
仇士良在场，听后大笑，说：“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
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离开皇宫前，一帮宦官来送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仇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叫皇帝闲着，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没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过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但从这一系列事情看，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这样，倒也得其所！
关于“甘露之变”，人们在读史时，每至此事无不扼腕。本来计划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是不是胜算更大？但历史不相信假设，它的结果只有一个：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变结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因为在他们看来，李训、郑注原本就是小人，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说，“道德正确”压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
郑注、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郑注最初是干吗的呢？走江湖的郎中。虽然出身低贱，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难看，眼睛还有疾病（“尤不能远视”），但医术却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诡谲狡险”。他本姓鱼，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崔、卢、李、郑）。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称郑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兴趣。当王回宫廷任职时，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
郑注出身江湖游医，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郑注虽高度近视，但能言善辩。举个例子：当时，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左军中尉叫韦元素，此人讨厌郑注，想谎称有疾，叫郑为他看病，趁机将其捕杀。郑注还真来了，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最后不但没杀郑注，还“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但郑注脱险后，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
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一度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了郑注，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自由地出入宫廷。
就在郑注得势时，又出现一个李训。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来自著名的陇西李氏，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善解《易经》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跟郑注比，李训高大魁梧，风神轩昂，善于演讲，特别能感染人的情绪。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就把他推荐给文宗。一来二去，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
很多人说，郑注狡险，善揣人意，反复无常，睚眦必报，那李训也不怎么样，谁得罪了他们，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当时，“牛李党争”已经愈演愈烈，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叹。这两派互相打击。郑注和李训呢，则全面开火，是既打击牛党，也打击李党，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其实，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这也是他重用郑、李的原因。所以，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李人品不好，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
就这样，文宗皇帝、郑注、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
郑、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随后，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有一次，跟郑注密谈，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以便直接掌握军队。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从这个细节看出来，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
同时，郑注出了条奇计，就是前面说的，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他率领亲兵，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在皇宫中抢先发难，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易经》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想往上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对李训、郑注来说，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返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说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
田全操虽然没闹事，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多次跟他针锋相对。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虽然李石逃过一劫，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转天早朝时，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终屈服，向文宗辞职，自求到外地做官。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甘露之变”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事变前，士人们还有抱负，积极用事，欲恢复盛唐景象；事变后，则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看刘沧《秋日过昭陵》中所写：“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消沉、伤感、麻醉、追忆、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乱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纂异记》中写下意蕴深远的“喷玉泉幽魂”一篇：“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说的是，唐武宗会昌元年之春，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许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白居易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这时候，白衣叟回头道：“有几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许生好奇，执意尾随，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中窥视，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悍，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规中，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戴相应的彩帛制作的“鱼袋”。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几位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等来了白衣叟。
四人齐声说：“玉川，为何来迟？”
白衣叟说：“时才游赏，歇马馆亭，见有诗题在柱上，吟咏了很长时间，故而来迟。”
一人问：“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说：“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诗是这样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四人闻听，以袍袖掩面欲哭。
白衣叟与四人饮酒，几巡后叹息声未绝。他们各自作诗感怀，似追述难忘的往事。诗成后，大家吟咏，间或长号，声动山谷。不一会儿，接他们的侍从来了。几人相视无言，唯有泪流，攀鞍上马，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后许生从草丛爬起来，上马寻旧路而去。将近黎明时分，抵达一旅店，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女店主说：昨夜三更，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难道是他们？说着，她打开钱柜，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
在这个故事中，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难的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宰相：“长大少髭髯者”指李训；“消瘦及瞻视疾速者”指王涯；“短小器宇落落者”指贾餗；“少年神貌扬扬者”指舒元舆。
至于那位“玉川先生”即白衣叟，有可能是著名诗人卢仝的鬼魂。卢仝是王涯的朋友。“甘露之变”爆发前一天晚上，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神策军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卢仝正好被堵在家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
甘露喋血后，虽朝臣畏宦官如虎，但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那一套，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手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刘悟之子）就上书朝廷质问：诸宰相为什么被杀？罪名是什么？即使有罪，也应由朝廷处治，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甚至称：若朝中宦官继续凶顽，他将发兵长安。诗人李商隐为此写下《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对事变的痛惜和对刘从谏的支持。在刘的威胁下，仇士良才渐消气焰。
李世民之死或玄武门之箭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暴死于长安翠微宫含风殿。在死前，他或许会想起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的那个遥远而闷热的早晨。在那一天，世民再次披挂上马，伫立于皇宫玄武门。只不过这一次绝杀的，不是割据的群雄，而是他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齐王元吉。
在讲“玄武门之变”的某个细节之前，先看看多年后李世民本人的死亡真相。
李世民死时只有五十岁（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出生，转换成阳历是公元599年1月23日）。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前，世民身体是非常好的。唯一有点问题的是脾气日益暴躁。这跟一起似有似无的政变有直接关系。
侯君集在为李世民打江山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十七，二十四功臣分别是：1.长孙无忌；2.李孝恭；3.杜如晦；4.魏徵；5.房玄龄；6.高士廉；7.尉迟敬德；8.李靖；9.萧禹；10.段志玄；11.刘弘基；12.屈突通；13.殷峤；14.柴绍；15.长孙顺德；16.张亮；17.侯君集；18.张公谨；19.程咬金；20.虞世南；21.刘政会；22.唐俭；23.徐世勣；24.秦琼。
生逢乱世的他，虽没什么文化，但天赋聪明颖异，为人矜傲凶狠，投李世民后，功勋卓著，其颇有棱角的性格，深为世民所爱。世民即帝位后，以侯君集为兵部尚书，掌握帝国兵权。后转为吏部尚书，掌握人事。侯君集曾协助李靖攻灭吐谷浑，随后又独自征服西域古国高昌，掠夺珠宝无数，很多都入了私囊。因此事受到大臣们的弹劾。
这是个转折。
李世民对“高昌事件”没有深究。当然他也不傻，知道以侯的个性也许以后真会闹出乱子。不过他相信：自己在，就能镇得住他。可没想到，被宽恕的侯君集跟渐受冷落的太子李承乾挂上了。关于承乾的问题不必多说，有李世民这样强势的父亲，那么承乾肯定是非常难受的，一如当年汉武帝的太子。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世民有另立太子的意思。按史上的说法，侯君集趁机鼓动太子发动政变，夺取帝位。事情最后失败，侯君集下狱。但他拒绝承认罪责，被处斩时留下这样的话：“君集岂反者乎？！”据说，当时世民有意再宽恕他一次，但“群臣不许”。史上的这一记载比较可疑。在处斩那天，君臣二人都潸然泪下，也真够感人的了。李世民说：“以后，我只能到凌烟阁看你的画像了。”杀，还是要杀的。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是绝对不会含糊的。至于侯是否真有谋反之意，只有天知道了。
侯君集被杀，太子承乾也废，流放到远方。
这一事件对世民的内心打击是巨大的。但尽管这样，他的身体本身仍没什么问题。所以，做了多天太平天子后，李世民又重新披挂上马，踏上远征高丽之路。
按流行的说法，世民身体出现问题，是因为在高丽作战时背部中箭。回长安途中，箭伤又引发恶疮。此外，远征时还患了痢疾。各种病伤加在一起，导致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不过，按正史记载，征高丽一年多以后，世民的身体就渐渐恢复了。就在死前两个多月的一天，也就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上旬的某日，世民还带着少数侍从登上长安郊外的一处高原，在这里俯瞰山河并拿出巨弓拉满而射，侍从无不激动得高呼“万岁”。但到了三月底，这位皇帝突然病倒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世民的病倒，跟《酉阳杂俎》里的一则秘密记载有关：“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飚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每有此水，则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传道此水者则死。又有药名沮赖罗，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树，状如桑树。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叶，叶下便有乌鸟御之飞去，则众箭射乌而取其叶也。后死于长安。”
这就需要提到贞观年间的一个奇人：王玄策，也是前面写到的西域大将高仙芝的偶像。正是这个人，把催命鬼引到了李世民的面前。
王玄策，洛阳人，曾在广西黄水做过县令、右卫率府长史，后来成为职业外交家。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王玄策率使团出访位于中天竺的摩揭陀国（玄奘曾到此取经访问）。但还没抵达，先前与唐朝友好的国王就去世了。臣子阿罗那顺登上国王位，立即扣押了大唐使团。王玄策侥幸奔出。在当时，敢逮捕唐朝人，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傻了。王玄策没返回唐朝，而是沿途发了道檄文，要求周边王国立即出兵，归他统领去讨伐阿罗那顺。
很快，泥婆罗（在今尼泊尔）出兵七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王玄策点了点，觉得人马已绰绰有余，带着这八千多人，扭头就攻入了摩揭陀，生擒阿罗那顺，俘虏国王以下万余人。这是盛唐的气魄和方式，这是一人灭一国的奇迹。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笑容神秘的人物，诡异地转出菩提树，出现在王玄策面前。
这个人就是《酉阳杂俎》提到的术士那罗迩娑婆。
那罗迩娑婆自称他已经二百岁，尤善炼丹药，人吃后会长寿。他主动表示，要跟着王玄策回长安，把炼出的丹药进献给大唐皇帝。
王玄策大喜。叫王玄策想不到的是，一个阴谋也就这样开始了。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春，王玄策带着俘虏的阿罗那顺国王和术士那罗迩娑婆，回到了长安。王玄策向太宗李世民汇报了攻灭摩揭陀国的原委，后者非常的高兴，觉得他的大臣就应该这样，升其为朝散大夫。
同时，王玄策把那罗迩娑婆推荐给了皇帝。本来李世民不信方术，但征高丽后身体出现问题，人生黄昏中的皇帝，似乎改变了世界观，开始服用一些丹石炼就的秘药了。
面对大唐皇帝的好奇，那罗迩娑婆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境外的种种神奇，比如，南洋婆罗门国的深山的石凹中，有一种叫畔茶佉的水，呈七种颜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体就更不用说了。怎么取水呢？用骆驼的头骨。取完后，倒进瓠葫里。但即使有了这些器具，也不是说随便就能取的。因为旁边有神异的石柱把守。如果当地人把有关该水的秘密传到外面去，那么他也就活不了多久了。
天竺方士还提到一种药，名字叫沮赖罗。按他的说法：这种药用一种形似桑的神奇的树叶炼成。该树长在当地山崖下。山壁间有石孔，孔中有毒蛇守护。如用箭射落树叶，则必有鸟衔去。这时，只有再把鸟射落，才有可能得它。可以猜想，那罗迩娑婆声称自己就带来了“沮赖罗”，并告诉太宗皇帝说它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太宗的好奇是不出意料的，当即要求那罗迩娑婆制造长寿的丹药。但那罗迩娑婆声称，他的丹药不是随便就能炼成的，而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太宗说可以等待，于是在金飚门内专门为他建造了寓所，并叫兵部尚书崔敦礼监办炼丹事宜。
一年过后，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底，那罗迩娑婆声称：长寿丹已炼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开始服用这种天竺方士炼出的丹药。短短的两个月后，五月二十六日，一代大帝就死去了。一百多年后，唐宪宗元和时代，大臣李藩说了这样一句话：“文皇帝（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
那罗迩娑婆涉嫌谋杀帝国的皇帝，当是大逆之罪。但奇异的是，他最后善终于长安。也就是说，朝廷没治他的罪。因为即位的唐高宗觉得，如果治了那罗迩娑婆的罪，就等于向臣民公开承认太宗皇帝是误食丹药而死，这对皇家和帝国来说太没面子了，传出去必为大唐的藩属国所笑，他父亲毕竟被奉为神姿英武的“天可汗”。至于王玄策，也没被处理。在高宗时代，居然又出访了两次天竺。不过，他也没升官。这是朝廷对他秘密的愤怒。
唐太宗李世民死得如此奇幻。相比之下，当年他哥哥和弟弟的死，就完完全全是现实主义的血肉迸溅了。这是世民一生的结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如果说他想到了一件事，那只能是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发生的“玄武门之变”！
现在，我们可以说说这中国古代史上最著名的宫廷政变了。
这天早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进宫面见李渊。时为秦王的世民，已决意袭杀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为此，他收买了屯驻玄武门的禁军将领，率心腹事先潜入玄武门内。下决心发动政变，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期间，长孙无忌、杜如晦和侯君集出力最多，态度也最坚决。但并不是说他们就都去了玄武门。
直接参与玄武门截杀的，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李孟尝、杜君绰、郑仁泰、刘师立；
第二版本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杜如晦、房玄龄、高士廉、宇文士及、侯君集、程知节、秦琼、屈突通、张士贵、段志玄（段成式祖上）；
现在分析，第一版本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后面一个版本文臣实在太多了。
总之，李世民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不少人都热热闹闹地跟着去了。在当时，不是没人拒绝参去，比如两位天才的军事指挥家李靖、徐世勣就没去。
现在看看玄武门的位置。
长安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南而北至最北端是朱雀门，穿过朱雀门是皇城。穿过皇城会看到承天门，再穿过承天门就是皇宫，也就是太极宫。太极宫的后宫门（即北门）名玄武门。太极宫东北角，则是后来更著名的大明宫。大明宫后门（北门）也叫玄武门。世民潜入的是哪一个？最初这不是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是太极宫那边的玄武门。后来，有少数人提出疑问：别忘了，大明宫还有一个玄武门。于是，有些人嘀咕了，说：还真是，那世民潜入的，当是大明宫那边的吧。
有时真理未必由少数人掌握。
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也就是说，那边的玄武门，直到世民登上帝位后七年，才开始大规模修建。唐高宗时代，皇帝才开始在大明宫起居、办公。
回到太极宫这边的玄武门。
李建成和李元吉已骑马通过，进入了太极宫。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后人命名为“玄武门之变”。所以很多人认为，世民伏兵的地方就在玄武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按记载，两兄弟是骑马到临湖殿时才发现事情不对，于是在惊恐中掉转马头。
临湖殿在哪儿？
太极宫里有四个小湖：西面三个，东面一个。建成和元吉入宫时，李渊刚刚来到西面的一个小湖，正在那里泛舟。这临湖殿，在西面一个小湖的附近，离玄武门不远。
建成和元吉到底看见了什么？
当然是骑马伫立在临湖殿前的世民。
但这又有什么呢？这段时间，双方争斗已趋白热化，在父皇李渊那里互相告状，所以按情理来说，看到世民也没什么太过惊恐的。
让他们惊恐的是，他们看到的是身披重甲的世民！太极宫中多花树，此时正是盛夏，繁花明艳，在这映衬之下，一身重甲的世民太醒目了！唐朝的这个早晨恐怖到了极点。
世民这个造型，建成和元吉见识过多次了。
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世民只有十九岁。但东征西讨，无役不与。世民天纵神武，魅力绝世，虽只是少年，但却驾驭着数不胜数的谋臣悍将，以超强的执行力（李渊当然是决策者）建立了大唐帝国：宋老生、薛举、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这些隋末的枭雄，一个个都败在他手下。世民极善骑射，率骑兵冲锋时，必披重甲，身先士卒，一骑绝尘，冲在最前。
这决然是动人心魄的场景，太酷了。
如果说往日世民的造型让那哥哥和弟弟嫉妒的话，今天世民这个造型则叫二人心都凉了。建成和元吉都不傻：皇宫禁地，身披战斗时穿的重甲，谁人敢这样？这是要死罪的！而现在，世民的的确确就是这副打扮，这个造型透露的唯一一个消息就是：他要先发制人，动手了。
突如其来的一幕，叫建成和元吉没法不惊恐万状。
据记载，当时世民冲二人喊了句话，具体喊的什么已不得而知，但不外乎两个可能：一是：大哥，别走呀！二是：建成、元吉，你们还走得了么？！
就在世民喊话时，建成已试图拨转马头，元吉胆子大一些，所乘之马亦配弓箭，但由于太紧张了，三次张弓不成。世民此时却冷静得近乎于冰点。他张弓在手，搭箭即射，一箭穿喉，建成栽于马下。
世民这一箭，稳、准、狠，都齐了。
他必须一箭把建成撂倒。否则，一旦失手，建成、元吉逃回不远处的东宫和齐王府，引兵而来就是恶战了，世民手下虽多良将，但胜算也未可知。最关键的是，在皇宫里袭杀太子，等同于谋反！他必须成功，否则即是死路。所以这一箭没给建成任何生的机会。
史上称，射倒建成时，世民身边并无旁人。种种迹象表明，世民当时要一人射杀建成和元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底气和把握？《酉阳杂俎》写到了一点：“高祖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长常箭一肤，射洞门阖。”
这段记载，文字不多，但提供了世民极其善射的重要线索。
做父亲的李渊箭法就很好了，如上所说，在一次作战中，他曾射尽了一房箭，击中八十人。射了一房子箭才干掉八十人？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的“一房”跟你住的房子没什么关系，指的是“一函”，也就是装箭的匣子。按唐时作战用箭的装法，一匣子箭为一百支。李渊能射中八十人，可以说非常不错了。至于一脸虬须也就是连鬓胡子的世民，射术更精，平时喜欢用的“四羽大笴，长常箭一肤”。“笴”即箭杆，“肤”则为古时长度单位，四指宽为一肤。也就是说，世民不用平常箭，而用专门为他制作的长杆的超大号四羽雕翎箭。与此同时，他有一张巨弓，长达两米。而“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极有可能就是带了这张弓。
虽然箭在古时是武将必备之物，但说起来却不是那么好射的，因为除了眼神跟劲外，还需要膀臂有大力，否则开弓都是个问题；即使能开弓，若拉不满，箭射出去就会软而无力，更别说远距离击中敌人。再者，需要冷静甚至冷酷的心神，这样才能一箭毙敌。而世民，当神射手的条件都具备了：眼神好，反应快，膀子有力，心神冷酷。一箭过去，就能洞穿大门，更别说李建成的脖子了。
遇到这样的弟弟，太子李建成哪能逃脱？
但就在世民准备再射杀元吉时，出现了意外：所骑的马突然受惊，奔至附近的树林，世民随即为树枝所挂，掉落到了马下。
马，在古人作战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所以真正的猛将，都爱马如命。反之亦然，马通灵性，跟主人也极默契。举个例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尝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秦琼的坐骑，喜欢饮酒，每次喝完，蹄力大增，在明月夜，能跃过三领黑毡。秦琼死后，这匹“忽雷驳”不吃不喝，嘶鸣不已。
至于世民久经战阵，两军对垒时，往往单骑在前，直插敌营，更爱名马。征战年代，骑过六匹名马：“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以这六骑夺得天下。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将它们浮雕于自己生前建好的昭陵，即著名的“昭陵六骏”。此次伏兵临湖殿，是用血与命解决自己跟太子的问题，是一次有世民而无建成有建成则无世民的决战。世民已披重甲，更当骑最好的战马。此时战马突然受惊，唯一的可能是其中箭受伤。
也就是说，双方开始互相攻击了。
是谁射中了世民的战马？此时建成已死，所以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元吉。此前元吉三次张弓不成，没准第四次成了。此外，建成和元吉带侍从进入玄武门也不新鲜。或者说，在惊变后，他们对世民进行了逆袭。
就在世民出现意外时，秦王府首席大将尉迟敬德率一队精锐士兵出现，随即追射元吉，后者仓皇落马，但并未中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的。元吉确有气力，奔至世民坠马处。世民起了两次，竟没能从地上爬起来。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到，为保万全，他披了最重的铠甲。否则以世民之英武，断不会如此笨拙。但没想到，这重甲差点要了他的命。因为元吉夺了世民的弓，用弦将其猛然勒住。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如何惊心动魄。
就在世民命悬一线时，尉迟敬德飞马赶到，大喝中，元吉吓得松手。元吉是独怕尉迟的。此前，元吉自恃骁勇，曾主动与敬德比试，但最后被三次夺枪。格斗时，夺对方的兵器，是尉迟敬德的拿手好戏。
在这里，看一个插曲。
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世民率军再攻洛阳王世充。
在这场战役中，尉迟敬德与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展开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马上较量。《酉阳杂俎》从单雄信的角度作了记载：“单雄信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至年十八，伐为枪，长丈七尺，拱围不合，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尝与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为尉迟敬德拉折。”
在这一战，尉迟敬德与单雄信对决前，后者先与世民遭遇，单雄信曾有机会夺世民之命，当时他挺枪直取世民，善射的世民抽出“大白羽”射中单雄信的枪刃，火星四溅。在这里，说到了单雄信使用的兵器：小时候，他在学堂门前种了一棵枣树，十多年后雄信成人，伐树为枪，有多粗呢？两只手合在一起都握不过来。锋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在世民危难时，又是尉迟敬德赶到，与单雄信大战，不仅将单雄信的枣木大枪夺下，还将其折断。可见后来作为门神之一的尉迟敬德之蛮力。
那元吉又如何是尉迟的对手？
直到这时候，世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首先，他确认自己没被勒死，还活着；其次，他知道自己胜利了。
元吉这个时候还想跑。但这一回再也跑不了了，没几步就被尉迟敬德一箭穿心。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战功赫赫的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矛盾已经完全没办法调和了。正如前面所说，互相在李渊那里诋毁对方。谁也不是好鸟。你不要以为世民像史上记载的那样宽厚、老实。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么？！六月初四这天早上，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本是被召进宫的，因为在此之前世民告其兄弟淫乱后宫并欲加害于他。
关于“玄武门之变”，后人议论纷纷。否定者认为，世民亲手射杀了哥哥，叫人追杀了弟弟，最后胁迫了父皇，非法取得帝位，还是比较可耻的。但这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当世民成功开创“贞观之治”，使开放盛大的唐帝国成为世界中心时，关于哥哥建成的一切以及谁是谁非都已经是浮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