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不到五分钟，干妈也出来了，看表情倒也的确没什么，挺自然的。

上了车我问她，别人跟她说什么了。

干妈说：“问了些你和你爸的情况，说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可能你爸都不能回家了，全封闭吃住在单位了。”

我有点担心地说：“我爸是犯什么事了？跟我们有关系吗？”

干妈面无表情地说：“条令你忘了吗？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哦了一声，但我还是放心不下，还想问。

文雅扭头看着我，说：“你想问的问题应该问你的上级，而不是我。”

我说：“我们能去看我爸么？”

“这个可以，但要提前预约。”

到家后，我赶在开饭前，用干妈手机给杨队打了个电话，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杨队说：“你讲的情况我们有掌握，但杜鹃是一只小虾米，不会有什么事。你爸爸的事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不排除是在利用你钓鱼的可能。”

“这哪儿是钓鱼，都打草惊蛇了，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万一我是坏人呢？”

杨队说：“有时候就是需要虚张声势、引蛇出洞，谁办案谁操心，你管那么多干嘛？”

挂电话前，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次回家有点仓促，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还请千万见谅啊。”

杨队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声，说：“能想到说这句话就不错了，你保重好自己就行。”

中午，在家吃了顿饭，大家看到我回来了都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