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官场比作樊笼，可见陶先生对权门利窦的痛恨。在离职归家的途中，他写下了归去来辞，说自己在官场是“心为形役”，并表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追求什么呢无非是对月饮酒，临流赋诗的山林生活，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份旷达与闲情。

三

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对山林情有独钟呢这关系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明弘治年间，状元出身的罗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夺情而遭革职，回永丰县家中闲住。事过境迁后，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起复他。而且，的确有诏书到县，要他赴京履新。但这位罗状元偏不领圣恩，作了一首诗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涧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澦堆。

仿效陶渊明归隐山林，穿上三闾大夫屈原所喜爱的芰荷衣，扶犁南亩，柱杖东山。饮酒饮茶在春秋序里，观人观物在竹梅之间。比起在京为官时“午门待漏寒威逼”的窘态，再看今日的“睡觉东窗日已红”的闲适，有琴书自娱而无冠裳之拘，这是多么大的乐趣。年轻时的罗状元，才华横溢心雄万夫，将一种匡扶社稷的钓鳌之志携到京师，很想在官场里干出一番伟业。恃才傲俗，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发表意见。如此一来，岂能不忤怒权贵于是，烟云飘渺的谪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过了多少箫剑相随的才子罗状元便是其中一个。陶渊明把官场比作“樊笼”，罗伦更是把官场比作长江瞿塘峡中的滟澦堆。这滟澦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峡大坝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所有长江上的船夫，都将滟澦堆视为鬼门关。这江心的几堆乱石，吞澨了多少过往的船旅。从某种意义说，滟澦堆是死亡的信号。罗伦把滟澦堆比作官场，这不能说是一个文人的变态心理，而是一个遭受挫折的官员的豁然醒悟。热衷于事功者，会认为这是逃避现实而施予冷眼，其或讥为庸人。对此类诮语，另一位谪官，比罗伦稍后的江西吉水县的罗念庵，归田后屡召不赴，也写了一首诗

独坐空庭一事无，秋风春雨自团蒲。

而今始解闲非偶，到得能闲几丈夫。

一般的中国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是“孤臣白发三千丈”，或者是“把栏干拍遍，无人会，英雄意”。但这位罗念庵，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坐在团蒲上享受春风秋雨，作为常人，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但作为经纶满腹的智者，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不思钟鸣鼎食，也不当龙袖骄民，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

官场上的失意者，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这似乎已成规律。其实，即便是显官，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战国时的范蠡，辞去越国丞相之职，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我总觉得，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兹后，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枚不胜举。还有一种为官者，既不显也不贬，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合在官场久呆，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诗人王维，便属于这一类，他有一首酬张少府的五律，单道这事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尽管有这些佐证，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遁词”之嫌。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古人有言“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可见，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一味追求富贵，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的士子，以下等与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则凤毛麟角。“君问穷道理，渔歌入浦深”，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在何种样的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个字，为我们勾划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

四

如上所言，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其实不是这样。唐人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美色，尽在书中。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岐却是无法弥合的。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文化革命达到全盛。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权力滋生，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他们只能退隐山林。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不愧为圣人言。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译的，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居。”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谓忧患意识是也。身在权力之中，常告诫自己要权力要权力为民所用；身在江湖里，则担心统驭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有这种想法的人，属于“慨然以天下为已任者”。治国事者，应重仁轻术。过于苛严，也许能提升国力，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法自然”。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易经讲大地“厚德载物”，这厚德即是仁。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是追求“仁”的表现，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

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这都是绝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亦是两种绝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有志于事功者，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另一部份士大夫，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渊明、罗伦等当属此类，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如庄子。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后者，常被人视为隐士。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最著名的隐士，除了庄子，莫过于僦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历代诗文中，极赞山林之美的，多不胜数。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就写过一篇招隐士的小赋，把山林描画成“虎豹斗兮熊黑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狱，乃至发出了“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号。由此可见，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他愿意步入庙堂，在那里，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与招隐士迥然相异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收在古文观止中，这里不再赘述。

庙堂与事功，山林与道德，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一个人，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优孰劣，因事而论。当今之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却仍不在少数。现代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长久隐居在那里，已成为不可能的事。结束本文时，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竹里铍一诗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这首诗，写自他的辋川别墅。这辋川，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数次，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对于我们后来者，这简直是一种虚待。

20031115日写于上海至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