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县公社的其他大队，看到大历县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家家户户可以当家做主，自己决定自己种田种土的事情，也就都赶闹子式的跟风，学起了大历县大队搞包产到户。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公社都悄悄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驻大队的公社干部发现了包产到户的事情，才回来和当时的公社书记王跃超汇报。

王跃越书记是6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早就听说安徽、四川等地都出现过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毕竟那些地方太遥远了，也就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这些事情。

他听到大历县公社也有包产到户的情况汇报后，大大的吃了一惊。没有想到，发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的事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管辖的地方，而且自己作为一个公社书记，竟让像聋子一样，听不到任何的消息；像瞎子一样，看不到出现的情况。

他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说明老百姓对自己这个公社书记，并不是信任的。不但不信任，反而是害怕的。哈怕公社知道后，会阻止他们的行动，甚至查处他们的行为。

他马上带人亲自到各大队去调查。但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情况。不管他在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暗中调查，也不管他是问大小队干部，还是党员，还是社员，都是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也算了，更气人的是，被问的人竟然反问，哄么叫包产到户？哄么叫责任制？我们公社哪个大队搞了，带我们去学学，好让我们也跟着搞搞，看好不好？

最后王跃越实在没有办法了，用喝酒猜拳估指的办法，把大理县大队的三个主要干部，全部灌醉了之后，才把真实情况摸了出来。

原来，他们学习借鉴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签订“生死状”搞责任制的办法，凡是参加了会议的人员，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签署保守包产到户责任制机密的协议。

不管是谁，凡是泄露搞责任制机密的，除将其全家的所有财产、房屋没有充公外，并将其全家一律赶出所在的生产队和大队，永远不准其回来居住、生活和生产。

农村的土办法、蛮办法，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人员中，比什么都管用。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熟人，熟人社会讲究的就是一个信用，讲话算数，讲话当钱用。

在熟人社会，一个人一旦讲话不算数，不能当钱用，不仅仅是一个失信和没有面子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立足的问题。不仅会成为熟人社会舆论中的黑典型，而且你会从此失去房屋、土地等等立足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王跃越虽然是公社书记，但在以自然村落或生产队、大队为单位的熟人社会中，也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这就是他带人下去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的根源所在。

王跃越通过非常手段把情况调查清楚，掌握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后，他又亲自带着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和一个副书记，悄悄跑到安徽、四川去调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到了安徽、四川才发现，那里的公社甚至是县里，都是一种不闻不问不管的态度，既不制止包产到户，也不鼓励包产到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跃越一行人回来后，立即召开公社党委会，决定向安徽、四川那些地方的公社学习，不闻不问不管，无为而治。待县里过问时，再决定是否如实上报县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当时王跃越书记反复强调要保密，可到了年底，大历县公社包产到户的事情还是被地区发现了。

张柏志不仅是寒江地委书记，同时还是省委常委，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了一个秘密工作组到大历县公社调查情况，之后就组织了一个由地委和县委联合组成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纠偏工作队，亲自带队来到大历县公社进行纠偏。

工作组按照每个大队五个人的标准配备，地区一人、县里三人、公社一人。公社一个人其实就是带路的。工作组按照地委书记张柏志的定性，责令全公社必须推翻原来所有的“五定一统”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协议，重新恢复生产队集体出工记工分的农业生产制度。

钟国正关心的问邓秘书，后来，恢复集体出工记工分这种制度没有？

邓秘书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不是有一句俗话吗？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不恰当，但也是一个道理。要想真正的恢复集体出工记工分，又谈何容易啊!

钟国正问，那后来，又是哪么杀角的？

邓秘书说，如果不是出了那起桐油炸油条的事件，还真的不晓得这件事情，会哪么杀角呢。

钟国正一惊，问，桐油炸油条？桐油哪么能炸油条呢？桐油炸油条，又是那么一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