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启走后，留下众人在一片惊愕之中。

那一张绢帛上的歌最是令人好奇且振奋。

许多人在苏启走后将那张绢帛拿过来细细端详。

很显然，他们的文化水平读这首词还有些不明白，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典故。

像什么汉终军、班定远呐，在本时空根本没有出现过，别说他们，就连全天下最具有学问的大家都不知道。

但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所以也不敢怀疑苏启的文采和知识，看见不知道的典故，也只能怪自己水平不够，学识不行。

所以众人对苏启这首诗还是以佩服为主。

这年代，极少有个人创作出来的诗歌，大多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只有一少部分是个人创作的，而且个人创作的诗歌也不一定会被人记住作者，比如《诗经》当中的许多篇目，是能够看出是私人创作的，但大多数作者已经不可考了。

所以，诗人在这个时代虽然有，但肯定不占据主流，甚至是少得可怜，只有楚国的屈原，宋玉等是为世人所知的大诗人，但他们创作的却是以楚地的民歌为蓝本，与中原流传甚广《诗经》式诗歌大有不同。

而且，楚辞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诗歌，而《诗经》却是现实主义的。

而楚国自古以来就被中原的大国称为蛮夷之地，习俗与文化根本入不了中原各诸侯国的眼。

所以，这个时候苏启以作中原诗出现在尚未形成的诗坛，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说不定苏启可以成为当代文坛和学术届的领袖，虽然这个领袖身份可能名不副实。

至于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典故，苏启早已想出了应对的方法。

如果再晚几百年，形成了以儒家为领导核心的意识形态，那么想要编造典故可能十分困难，因为儒家的看家本领就是研究所谓的三代之治，对于各种史料古籍简直了如指掌，那时候如果苏启想要杜撰一些典故，怕是会被那些儒生骂死。

但现在不同，如今儒家式微，天下之道以实用为主，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圣人之言根本不在乎，自然也不在乎从前那些无用的典籍。

这就给苏启杜撰典籍形成了巨大的空间，加上苏启正在修建的学宫，到时候会将天下所有的书籍都搜藏进去，那多几本上古的典籍肯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而这些多出来的上古典籍，就成了苏启搞红色运动的理论基础。

这个时代普遍有祖先崇拜，只要是古人的东西，不管好坏，大家都会多看两眼。

有了关注度，做事情自然会更有好处。

而那些多出来的古籍，大多以三代为基础，夹杂着许多三皇五帝时期的故事。

苏启为了编撰这些书，命令所有克隆人尽量要与已有的传世的古籍相互印证，做到以假乱真，也不要完全杜撰历史，而是以注释已有的史料为主，在其中夹杂着一些私活。

而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构建一套属于红色思想的历史解释体系，以阶级论和剥削论的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解释那些被长幼尊卑已经解释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