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0章  治理黄河

        黄河治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所面对的一项头等大事。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神话传说的炎黄部落时代，到上古先秦时期，这条母亲河一直都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夏文明的源头才在黄河流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然而自西汉时期开始，黄河便开始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泛滥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曾面临黄河水患的威胁，下游民众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也是苦不堪言。

        甚至有好几个朝代政权就是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间接或者直接灭亡。

        当然，历朝历代也没有放弃过对黄河的治理，可以说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华民族就开始了与黄河斗智斗勇的两千年。

        在这两千年的时间里，有无数人为治理黄河提出过或可行或不可行的方法，他们当中有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些则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然而治理黄河，始终是一个国家性的超级工程，单靠某一个朝代一两位君主的励精图治，是很难长期有效的对黄河进行治理的。

        比如在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之所以呈现为“之”字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治理黄河。

        从洛阳将黄河分流，导向流入淮河的通济渠和流向海河的永济渠，实现减小和降低黄河泛滥时下游河南、山东等地遭受的水患。

        虽然隋炀帝确实在历史上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但就像皮日休的那首诗一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确实为后世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至少唐宋两代都享受到了这条大运河所带来的好处。

        别的不提，宋朝的首都开封之所以能在当时繁荣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便是享受到了大运河所带来的便利。

        但黄河并不是那种安分的河流，大运河的开凿确实对黄河起到了一定的治理作用，也对水患有一定的抑制，但随着河道的淤积，以及朝代的腐败，对黄河的治理也就日渐偷工减料，从而酿成了朝代末期水患频发的恶果。

        其中元代更是一个典型案例。

        元代所面对的黄河水患，追溯起来可以上溯到北宋末年的丞相杜充身上。

        金国第二次伐宋攻破开封前夕，杜充镇守北京大名府，自诩“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似乎是韩信再世，不但能运筹帷幄，还能亲自带兵上阵。

        但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不敢与之交锋，唯一的对策是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

        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

        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

        就此，黄河水涌入泗水，小小的泗水无法承载自喀喇昆仑山天上而来、蜿蜒数千公里的黄河水，汹涌的黄河水全部涌入了淮河。

        然而淮河也承载不了黄河巨大的水量，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还把淮河下游河道淤高堵塞，夺取了淮河的出海口。

        本来淮河可以排向沂河等支流的，现在全部被黄河泥沙堵塞了，无路可去的淮河在盱眙淤积成了湖泊，也就是今天的洪泽湖和高邮湖，而在山东，被黄河夺取水道的淮河支流泗水，也在山东形成了南四湖和骆马湖。

        之后近千年时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黄河下游的黄泛区，就这么祸害了华夏文明近千年。

        从杜充掘开黄河开始，黄河夺取淮河水道入海，黄河年年洪水，淮河年年泛滥，皖北、苏北成为黄泛区，造就了千里饿殍的景象。

        直至元朝建立，面对泛滥的黄河，元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大都的漕运安全，不得不对黄河进行了治理。

        元朝时期，重新挖掘了一条线的京杭大运河，还有名臣贾鲁开凿的贾鲁河，可是元朝恰恰是因为修河而灭亡的。

        元顺帝至正四年夏天，一场暴雨使黄河暴溢，造成白茅堤决口。这场雨持续下了二十多天，到了六月，又北决金堤。黄河沿岸数十州县沦为水乡泽国，无一幸免。

        当时的高丽诗人李谷担任元廷的翰林国史院检阅，长期客居大都，他在自己的《稼亭集》中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自水患发生以来，受灾地区的饥民和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

        至正四年七月，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于山东益都；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八年春，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兵；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平遥等县爆发曹七七起义……

        至正九年九月，黄河再次发生决口，安山、济南、河间一线受损，还毁坏了两漕司盐场，京杭大运河遭到严重威胁。

        当时元朝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决定“河必当治”。

        当时脱脱委托贾鲁治理黄河，而贾鲁也确实不负所托，曾深入灾区，沿河进行实地勘察，往复数千里，掌握了水患的要害所在，并很快拿出了两套治理方案：“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

        这两套方案，无论是提出者贾鲁本人还是脱脱，都更倾向于后者。

        前者简便易行，且成本相对较低，但却只能缓解一时之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一再决口的痼疾。而疏塞并举，恢复黄河故道，这虽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却一劳永逸，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之举。

        然而脱脱和贾鲁提出的方案还未得到落实，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而反对者提出的重要论据便是“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脱脱凭着丞相的权威，断然将一切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反对者被踢出中央，治黄工程的决议就这样强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