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一年四月,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众共15万、庐州等地戍军18翼共2万,浩大的治黄工程上马了。
工程进展十分高效: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共计一百九十天。
<div class="contentadv"> 贾鲁开河成为中国治河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由于此次改造和开设的河道工程质量较高,直到明清时还有“铜帮铁底”之誉。清代地理学家胡渭在《论河》一文中称:“贾鲁巧慧绝伦,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
但对当时的脱脱和元王朝来说,这项浩大的民生工程,却是“利在千秋,祸在眼前”。
贾鲁开河确实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壮举,但在当时来说因为元朝子建立以来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已经将百姓逼到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境地,只差有人登高一呼了。
贾鲁开河,时紧工迫,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至正十一年底,元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发纸币,物价飞腾,引起通货膨胀,最后到了“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惧不行”。“开河”和“变钞”榨干了元朝最后一口元气。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河大堤的工地上挖出了石人,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发动武装起义。
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再然后,就是那位皇觉寺走出的和尚从一个破碗到君临天下的九五至尊的传奇人生了。
同样,这治理黄河的锅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大明手里。
不过好在,因为元朝贾鲁开河的原因,在明初的时候,这黄河水患还不算什么大问题,朝廷虽然每年都需要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投入,但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黄河也没有决口或者大的泛滥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河就不需要治理了。
朱棣继位之初,就曾考虑过要大修黄河,但因为靖难之役把山东和苏北打成了白地,造成了当地的赤贫,无法支撑修河大业。
所以明朝初期基本上都是采取保守的策略治理黄河,一直到后世的弘治时期,才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黄河。
弘治时期的治河由都御使刘大厦主持,在郑州、开封一带凿月河,开引河,导水入淮河支流,堵塞黄陵冈险工各口,阻水分流向东。
在黄陵冈东西筑长堤,自河南武陟,经新乡、延津、山东曹单二县,到砀山总长180公里,阻止向北漫溢。
弘治七年大工告成,自此以后黄河全河夺淮入海。
弘治年的治理让黄河安生了几十年,但到了嘉靖时期因为缺乏治理黄河又再度泛滥起来。
就如同之前的朝代一样,随着黄河的泛滥,大明也走向了它命定的灭亡。
不过如今,有了朱瞻埈的影响和干涉,大明从倭国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和黄金,极大的缓解了朝廷的财政问题,如今的永乐朝廷有钱治河了。
只是这个如何治,依旧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
毕竟偌大一条黄河,想要把整条河都整修一遍,那是不亚于再挖一条大运河的超级工程,即便如今的大明负担得起这笔天文数字级别的支出,也不是可以轻易开启的。
也正因为一次性治理投入太大,而且缺乏后期有效的维护,朱瞻埈这才提出将治黄变成一项长期任务,让朝廷每年投入一部分钱粮来做这件事,把它变成一项长期政策。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治理黄河。
至于说治理黄河的方略,朱瞻埈更多的参考了后世治理黄河的经验,包括植树造林阻止水土流失,让黄河含沙量降低;缩窄河道宽度,加快水流速度冲击河底淤积泥沙;对两岸河堤进行整修等等……
这些虽然都是小修小补的策略,但只要长期坚持这么做,对黄河水患的改善还是很有效的。
而且除了这些小动作之外,朱瞻埈还有两个大计划。
第一个大计划,自然是恢复和疏浚昔日隋朝时期修建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让京杭大运河再次起到分流黄河水的作用。
北宋以来,黄河泛滥泥沙淤积,这两条昔日宽阔的河道已经逐渐被淤塞和湮没,想要让它们再次发挥作用,这工程量基本上也相当于再开挖一次了。
若是单纯的为了治理黄河,朱瞻埈也不至于说要搞这么大的工程,但大运河除了能够分流黄河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沟通南北经济。
如今明朝的经济重心都在南边,当初靖难之役更是差点把北边打的千里无鸡鸣,再加上自宋朝南迁以来所导致的南北分裂,如今南北两地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洪武年间闹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以及明朝后来要迁都北京的原因。
弥合南北,这是如今的大明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而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虽说元朝重修的运河如今也使用良好,尤其是永乐年前才进行过疏浚,但这条元朝的运河走的是河北、山东和江苏等地,并不经过河南、安徽。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元代的运河是一条横线,并不起分流黄河水的作用。
所以朱瞻埈才希望将隋运河故道重新利用起来,让黄河水患不那么严重,同时也能够将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这几个省的经济民生提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