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巴黎的第二个星期，就见到了思特里克兰德。

        我很快就在达姆路租到一间小公寓，它位于五楼。旧货店里的家具很实惠，只花了我三百法郎。我布置好房间后，就和守门人商量了一下，她同意每天帮我煮咖啡和收拾房间。处理好这些事，我就动身去拜访我的朋友戴尔克·施特略夫。

        戴尔克·施特略夫的形象对人们来说是因人而异的。当提起他时，有的人会露出鄙夷的神情，有的则摊手表示疑惑。他生来就像是一个笑料，他虽然是一个画家，但画得不怎么样。我与他初次见面是在罗马，在那里我见到了他的画，令我终生难忘。他的画告诉我，他甘愿平凡庸俗。他极其热爱艺术，曾经模仿过斯巴尼亚广场贝尼尼式楼梯上的那些作品，把它们画得很美，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假。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画室，里面收着很多作品，但每一张画的都是头戴尖顶帽、长着小胡须的农民，衣衫褴褛的街头孩童，以及穿着鲜艳的女人。画中的他们姿态各异，有时是孩童在晴空下嬉闹玩耍，有时是女人和男人在喷泉边说笑，有时是农民悠闲地赶着牛车，背景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他画的这些人物非常生动，细节也处理得很好，连摄影师的照片也不及这些画来得逼真。有一位画家住在梅迪其别墅，他称呼施特略夫为“巧克力糖盒子的大画师”。你要是看了他的画，就会忘记莫奈、马奈等所有印象派大师的名字。

        “作为画家，我和那些巨匠差远了，这我很清楚，”他说，“我没有米开朗琪罗那么伟大，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多人要买我的画，我的画里面有一种迷人的浪漫情调。不仅仅在荷兰，还有挪威、瑞典和丹麦，我的画很有市场，那些买主大部分是做生意的商人，他们很有钱。你大概无法想象到那些国家的冬天是怎样的情况，无尽的寒冷与压抑。他们大概是对我画中的意大利感兴趣，那符合他们对意大利的憧憬，当然，那也是我过去对意大利的憧憬。”

        我认为这是他无法抛弃的执念，这种执念幻化成一个虚假的景象，蒙蔽了他的双眼，令他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他总是美化意大利，将意大利描绘成一个过分浪漫优美的城市，而忽略了严酷的事实。意大利承载着他的理想--尽管他的理想相当庸俗，甚至还有几分陈旧，但仍然是个理想。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的性格才令人着迷。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挖苦嘲笑戴尔克·施特略夫。尽管他被他的一部分同行瞧不起，但是他很会赚钱。而这些同行很会占他的便宜，将他的钱包当成自己的财产，随意使用里面的钱。他不是个小气的人，当他的同行向他哭诉自己遭遇了不幸，需要向他借钱时，他总是好心肠地把钱借给他们，但那些卑鄙无耻的小人却转头在背地里狠狠嘲笑他。他太重感情了，一点小事都能把他深深打动。善良过头就是愚蠢，从那些受他恩惠却反咬一口的人身上就能看出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找他借钱就好比抢走小孩子的玩具一样简单，所以他们都看不起他。我觉得，要是一个钱包不幸被女主人落在了车上，然后又被扒手顺走了，这个女人多少也会感到气愤的。话说回来，施特略夫生来就仿佛是一个笑料，按理说性格迟钝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他，可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敏感的人。一方面，他很介意别人挖苦他，并为此感到非常痛苦，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又总是做出那些令人嘲笑的事，尽管那只是因为他太善良。不过，介意归介意，他不会恨那些人，他就像是善良而愚笨的农夫，见到地上有一条受伤的蛇，他就会将它怜悯地捡起来，被蛇咬了也不会吭声，如果有下次，他还会拾起蛇，把它小心地揣在怀里。照此来看，他的生活既像一出喜剧，又像一出悲剧。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他，因为他对我心怀感激；他知道我善于倾听，所以他常常向我倾吐烦恼。可悲的是，那些令他委屈的事本来就十分滑稽，所以当他一脸惨相地跟你讲这些烦恼时，你反而会被逗笑。

        虽然施特略夫的画技不是多高明，但他对艺术的鉴赏力却是一流的。每次和他一道参观画廊，我都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热爱艺术，对画的见解总是很深刻。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心胸宽广，既能欣赏古典派的大家，也同情现代派的年轻画家。他很欣赏有实力的新人，经常赞美他们。他看问题很全面，给出的意见总是很中肯。和大部分画家相比，他更有艺术修养，不仅仅是熟悉绘画而已。他还擅长音乐和文学，能够把它们和绘画融会贯通。对年轻的我来说，他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导师。

        我和他在罗马分别后，一直和他保持书信联系。每隔两个月，他就会给我寄来一封长信。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词句总是怪里怪气的，我仿佛能透过信纸看到他谈话时激动得举手挥舞的神情。我到巴黎之前，他刚刚结了婚，妻子来自英国，他们俩在蒙特玛特尔区的一间画室里住了下来。算起来，我们分别了四年。我不曾参加他的婚礼，因此没有和他的妻子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