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麟这等能完全理解何锐想法的知识分子在与会者之中是少数，因为很清楚自己一路过来的经历，赵天麟对于改变知识分子已经没太大期待。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智力有问题，而是双方的知识结构之间差距太大。

所以，赵天麟颇有兴趣的看着陈独秀向何锐提出问题。如果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何锐的回答，就意味着旧知识分子们在摆脱‘孔家店’影响的同时，也能进入新时代。

陈独秀并不知道主管科教文卫的部长赵天麟在想什么，何锐的回答让陈独秀觉得有些莫名熟悉，如果不是因为何锐的功业过强，陈独秀甚至觉得何锐的回答颇有满清权贵的味道。

与满清权贵不同的是，何锐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们的圈里人。陈独秀思索片刻，爽快的问道：“何先生，政府认为中国能够迅速从小农时代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时代？”

“我们来拆分一下这个问题。”何锐从来不会回避正经的学术问题，面对陈独秀的问题，何锐坦率的答道：“中国已经搞了两千年的小农经济，自然能实现小农经济。现在要确定的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是中国社会是否有需要。在我们文明党的判断中，中国人民需要更好的物质生活，这是源自生物本能。中国有这方面的内在需求。至于中国能否工业化，能否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由于文明程度非常高，人民掌握更先进生产方式的速度非常快。有内生需求，有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们文明党得到的结论是，中国能够完成社会化大生产。”

陈独秀自视甚高，听何锐回答的坦率，当即追问道：“何先生，具体怎么做？”

如何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非陈独秀一个人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管是尊儒的或者是反儒的，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陈独秀问完，人群中发出了一阵叹息和挪动椅子的动静，随即就安静下来。

没等何锐发言，李大钊问了一个问题，“何先生，在下本以为你方才对砸烂孔家店的提出不同看法，是为了正本清源。此时在下有个感觉，莫非何先生宣扬唯物主义，又用‘浩然正气’做例子，竟然是认为根本不用讨论尊儒或者反儒么？”

赵天麟听到这话，不禁微微点头，李大钊的看法才是真正明白人的看法。赵天麟当年选择成为何锐的同志，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不移的建设工业化中国是唯一的纲领。打败日本与东北政府说了什么没关系，唯一有关的是做了什么。

宣传本身则是工业化中国政策中的一部分工作。只要不是宣传，说什么都没意义。

很明显，李大钊已经触及到了这个层面。文明党对于儒家没什么看法，非有什么不得不说，便只是一句，‘谁阻挡中国工业化建设，谁就完蛋’。更冷酷的描述就是三个字，‘不讨论’！

何锐很欣赏李大钊的敏锐，不过此时已经没必要回答，便说道：“守常先生说的没错。”

接着何锐继续回答陈独秀的问题，“如何工业化，政府现在的政策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投资，用于交通、教育、国防，以及满足这部分建设需求的工业，让中国这个高度文明国家的人民优势发挥出来，让人民掌握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引导小农经济进入小商品经济，让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快的销售出去。促使中国人民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力来获得利益。如果人民只是在家种地，那就是小农经济。如果人民开始在家搞起了磨坊、物流运输、商业，这就开始进入小商品经济阶段。如果农民离开了家，进入城市工作，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就开始随着人力物力的流入而快速发展。最终，当所有人的生产都是为了交易，并且把通过交易获得的收入再次交易，购入所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就社会化了。”

在陈独秀看来，何锐与满清权贵们干的是相同的事情，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不过何锐的理念明显比满清权贵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如果是满清权贵，来来回回就那么一个核心内容，‘守住大清江山，保住祖宗基业’。何锐的理念与何锐本人无关，何锐的理念只有一个，‘如何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中国’。

虽然何锐之前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何锐一直在这么做，不过真的与何锐亲自交谈后，陈独秀确定何锐以及文明党的政策理念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政权而出现了任何变化。

所以陈独秀追问道：“何先生，你认为这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都不是什么算命先生，铁口直断。对于未来，我们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目的。所以我建议诸位有空不妨读一读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政府正在推行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中的每一年，也会提出年度计划，每年年末会有工作总结。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都会有总结报告，并且公布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内容。”

听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终于对五年计划有了真正的兴趣。何锐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准备告辞。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听工业部汇报‘自行车生产计划’。这个计划很重要，如果工业部那边真能完全理解，以后中国大型企业的模式就可以确定。

请过来主持此次会议的黄炎培，黄炎培却问道：“何先生，迁都对于学界影响不小。在下想再与何先生对此事商议一下。”

“找赵部长商议就好，最近的事情比较忙。”何锐答道。

黄炎培也知道何锐的确很忙。之前东北政府对日本开战，震动全国。虽然民间情绪高涨，都表达了对东北政府的支持。但是大家私下的时候都忧心忡忡，认为日本赢面很大。

此次中国与英国开战，民间情绪倒是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在黄炎培看来，民心已经没有东北政府对日本作战时候那么宽容。那时候东北政府只要不败，人民就觉得完全能接受。而此次对英国作战，民间可不考虑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中国胜算并不大。

不……，正因为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这次一定要打赢不可！

黄炎培对新政府评价很高，想到这场战争，就觉得新政府面对这场战争定然殚精竭智。所以见到何锐在此次会面中完全不提及战争，好像根本没有这场战争一样。心中也不由得佩服何锐的气度。

就在黄炎培准备宣布何锐将先离席之时，有位老先生站起身。在一众人中，这位老先生是唯一留辫子的，他用相当流利的法语说道：“何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为何要制定辫子税与裹脚税。这么做是否心胸太不宽阔？”

何锐知道此人，乃是民国奇才辜鸿铭。辜鸿铭是南洋人，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州。父亲是正宗的中国人，然而母亲却是一名西方人。如此教育环境以及父母的熏陶下，他很早的就学会了多门语言，包括英语、中文、马来语和葡萄牙语。

他的天赋也得到了当时他父亲老板的赏识，并且从小就开始教他读西方古典名著莎士比亚、培根等人写的书。

之后在他少年时期，由老板举荐送去德国学习，并回到英国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在此学习文学，后又赴德国学习哲学和文学，总计拿到了13个博士学位，熟练掌握九种语言，很早就开始翻译论语中庸和大学。

在此期间，他不停地在外文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国学并嘲讽西方的文化。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博士学位，并且有气魄在西方的报纸中为中国文学占据一席之地。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他，西方人才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可以说他就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传播大使。但是对那些封建糟粕比如妇女缠小脚的陋习，他却尤为喜欢，甚至为此专门取了一个小脚中国姑娘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