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总理在文章中阐述，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是承载巨大财富的载体，这个判断看透了工业社会的本质。正因为工业社会的这个特点，才出现了工业社会这个精妙运行的机器本身就在创造出不安以及不稳定。

    把社会看成一台机器，精度越高，不稳定性越大。比如，一个城市的电力系统如果出了问题，影响的就是这座城市里面百万人口的生活。而一座城市的生产生活紊乱，会连带影响这座城市所参与到的社会各种产业链的运行。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工业社会中十分明显。当然，工业社会具备不稳定性的同时，又具备了自稳定性的特色。这种影响反过来又会造成产业链的调整，为了剔除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工业社会强大的生产力会选择剔除不稳定因素。具备不稳定因素的城市会被边缘化，反过来造成了对这座城市的影响。”

    李润石再次点头，他原本就觉得何锐这家伙有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曾经觉得或许是因为何锐在日本这个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国生活过很多年，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造成了何锐的与众不同。

    但现在李润石觉得自己这个判断是错的。如果要用这个理论判断何锐，何锐得在远超当下世界水平的社会中生活过很久，而且在那个社会里，何锐至少也得学有所成，才会呈现出与当下的世界大大不同的思维。因为何锐阐述未来时候表现出的不是“推演”，而是理所应当。

    此时就听何锐继续说道：“叶处长是一位非常注重社会正义的人，我对此很赞赏。但是他提出的社会正义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旧时代的思路。我不认为他所说的正义不对，但是他的那个期待方向不够唯物主义。譬如，交通事故是有一定的解决办法。随着科技进步，会出现摄像头，以及信息储存设备。在广大的范围内，以及各种车辆载具上，会有这些设备。虽然不能说解决100%的问题，至少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国生活方式，就是正义最好别迟到，而是尽快早点到。

    除了这些之外，我非常认同叶处长经过这件事之后更加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要完蛋，那么中国走这条路，也会完蛋。国内民众以及党内同志，不少人都觉得中国是世界上的特殊存在。我当然承认中国的独特性，但是帝国主义这条路，几百年来那么多国家走过，全都完蛋了。中国再独特，也没有独特到物质世界专门给中国创造一套规则的程度。”

    李润石听得心情愉快，“正是如此，正该如此。不过主席，叶处长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看法，是不是比社会正义更高级别的问题？”

    何锐点点头，“社会公平问题分层次。反帝反封建所追求的就是某个层次的公平，这种不公平可以通过革命，通过社会制度，通过法制水平提升来解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流传了这么久，证明了人民未必愿意这么对待自己，但是肯定愿意这么对待别人。这就有着充分的群众基础。”

    “哈哈。”李润石被逗乐了。何锐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让他说起这些很残酷事情的时候往往非常轻松。正因为何锐懂得这些看法多残酷，所以他的轻松有时候真的令人感觉想笑。但李润石觉得在何锐的看法中，肯定有更难逾越的不公平。

    “国家是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主要属性。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于资本掌握的不公平，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削弱。但是基于掌握的生产力水平的高地，也就是已经开始出现的技术分红，是未来不公平的最大的制造者。

    如果手里有资产，只要有良好的运行团队，资本分红甚至可以接受每年5%的收益。资本利得与技术利得叠加起来，必然导致未来极大的收入差距。

    当面对寻租资本，以及其他不从事劳动的资本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是面对技术利得的时候，阶级斗争就未必特别灵。而且，对于专业人士收重税，他们转而跑了。中国损失的不仅是国家的人才，更损失了重要的产业能力。这已经不是投鼠忌器，如果执行不好，就是自毁长城。

    但他们的确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这该怎么解决？”

    李润石想了一阵才问道：“中国可以强大到这等地步？小资产阶级竟然能够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李总理，我们要对中国有信心。中国人的智商在全球最高，中华文明创造出勤劳肯干，吃苦耐劳的中国人。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公民社会的平等主义，出现大量出类拔萃的人才，很奇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