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几天，像约好了似的，各处室都跑来诉说自己的特殊情况，理由都很充分，比丁小槐的还充分。按处长们的意思，如果事事都要到财务上去要钱，那工作就没法做了。我知道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的理由，就是要把钱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基建处的易处长也来说过一套话时，我说：“中央明文规定收支两条线，这是制度。小金库出了多少问题？现在厅里想让它亮相，怎么大家都要死死地捂着，你们就不怕犯错误？”易处长微低下了头说：“如果我们这点内容都叫做犯错误，天下犯错误的人就太多了。谁还真的能把天下的人一网打尽？又靠谁来打呢？谁来打？名正言顺的腐败像秃头上的虱子还捉不过来呢，谁来管这些毛细的事？”他说的也是实话。说来说去，他们的利益还是不能碰的。可依了他这个实话，我想做的事就做不成了。厅政公开从小金库入手，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搁浅了。我一肚子火想冲着易处长发出来，抬眼看他很老实甚至有点可怜的站在那里，就说：“你去吧，让厅里再想想。”
我忽然感到了孤独，事情还得靠大家去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也不能把他们都撤了。都撤了他们闹起来，闹到省里，我也不好看。我怀疑他们私下是通了气的，甚至达成了默契，不然怎么都跑来说一套话？丁小槐，他很可能就是只领头羊。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晾了，晾你丁小槐还是办得到的。他以出差的名义带着全家去广州游玩，在小金库报销了，这我知道。去给自己分了几万块钱的加班费，这我也知道。还有，有一辆小车天天接送他儿子上下学，是什么背景？接送的人是雷锋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丘立原说：“有这样的事，这个丁小槐也太不像话了！”我说：“要特殊政策我没有，要找个人当处长还是有的！”冯其乐说：“慢慢来吧，处理一个干部也不那么容易的。”我觉得冯其乐在这件事上老是不配合，心中闪了一下，把他拿掉？晚上冯其乐到了我家，坐下就说：“有些话我当着他人不好说啊！厅里的人不一定都是支持这件事的，池厅长人没看出来？”他一提醒，我忽地醒悟了：“你是说他？”凌空写了一个“丘”字。他说：“根据我的消息，他在各个处室做了一些工作，他其实是那些人的头，不然他们也不敢一个一个来找你。”我明白了，丘立原想推动我走得更远，无法止步，也无法回头，等我下不来台，他的机会就来了。说来说去，这项改革触动了处长们的痛处。要说错误，谁没犯过点错误，谁以后又能保证不犯错误？认真起来还有个完吗？我认真起来，这就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组成了联合阵线。冯其乐说：“我前几天说大家的反应很大，就是这些人，有些人说的话不好听。”我轻松地笑了笑说：“不好听的话你说几句我听。”他说：“就不必说了，无非是说厅里太追求政绩了。”我手指点着桌面说：“我无非是想兑现党的政策，厅政公开喊了这么多年，哪一点公开了？”他说：“世界上的事，也不一定能够一五一十拿书来对的。”他说得很委婉，可意思很明白，我是过于认真，认真到有点书生气了，世上的事情，又有几件是从道理出发的？上面的人只知道讲政策，可这些政策在下面操作起来难度有多大，他们就不管了。真认起真来，连我这个自认为在树立形象的人都难以过关，我没打湿过手？说到底我也不能太认真，只要大家不过界线不犯大错就算了。其实上面也只要求大家不犯大错，我又何必？要求大家安分守己拿着那一份工资奖金，那可能吗？有了权力他们一定要为自己谋点什么，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上帝也没办法，我总不能说自己比上帝更伟大吧。我没料到自己竟是这样孤立，丘立原不用说了，连冯其乐也不支持我。我气恼地说：“那丁小槐怎么办，丁小槐？平时吃吃喝喝就算了，去旅游呢？给自己发加班补贴呢？我倒要查查他到广州出了什么差！”冯其乐说：“按说吧，丁处长肯定是不对的，这样做的人呢，厅里哪里又是一个两个？扯出来一串，工作就不好做了。为了厅里的安定团结，是不是在厅里的大会上一般化讲一下算了，下不为例！”这样放过了丁小槐我不甘心，想一想也没有办法，就说：“那由你去讲，我讲我就忍不住要点名。”他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他说：“古人的话句句都是对的。有一句话是……”我打断说：“是水至清则无鱼。那我们以后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说着挤着一只眼一笑。他也笑了，说：“说起来大家也不容易，有了一定的职务，也多做了工作。现在的社会，市场经济，一点也不体现出来，那也不合适吧？工资能多几个钱？从他们手里过去的大小老板，开诊所的开诊所，开药店的开药店，小老板都有十几万几十万了，大家心里都不平衡，憋着一肚子委屈。生活费用本来就高，厅里再这么一改革，大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我想，这不是腐败有理吗？这些人日子还不好过，那一般干部呢？我不能拿这话顶他，毕竟他还是为我着想的人，比丘立原在后面使阴劲要好多了。我说：“吃吃喝喝飞来飞去到宾馆里去搞文件日子还不好过，那没有这顶帽子的人，他们怎么过？”他笑一笑，不做声。我想，说一千道一万，有了更高位子的人就该有更多的利益，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论用什么方式，这一点一定要体现出来。路径可能千千万，目的地只能是一个，这也是游戏规则。我想堵他们的路，违背规则了。说到底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碰上了事情，道理说上千千万又万万千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唯一的结果上来。我说：“大家为自己也想得太多了。”他说：“也可以说是这么回事，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又说：“社会对大家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要经济上不过界线，就是过得去的干部了。我们厅里就按这个要求去要求大家，把好这一道关。过高的要求，恐怕也难有可操作性呢。”我说：“再研究研究吧。”
我把冯其乐送到楼下，贴着手心握了握手。真为我着想的人，我得有这么点表示。回到楼上我就给晏老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退休了，局外人了，说话也不管用了，厅里的事也不想过问了。”很久不去见他，他有意见了，马上又意识到他女儿的事跟我说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没有办，这不应该啊！我说：“那就不打搅晏老师您了。阿雅的事，我最近会安排一下，不知她愿意到哪个部门？别人我管不了那么多，晏老师说的话，在我这里永远是管用的。”他说：“那就麻烦你了。”我还是把事情说了，他说：“天下哪有拿板子打自己的事？没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啊！”
看来这清理小金库的事是难得搞下去了。处室有抵触，厅里戏中有戏，难道叫我去直接发动群众，那不成了“**”吗？就算把丁小槐们弄下去，换一批人上来，久而久之，事情还是事情，问题还是问题，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些意见最尖锐的人到了岗位上就会两样？他们那么激烈，无非是自己没有得到，心中刺着痛。把他们放在了小槐们的位子上，又怎么样？他们也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毕竟是人啊！
我催陆剑飞把整理好的意见拿来，想在其中找点灵感。既然话说出来了，总得弄那么几条吧。陆剑飞把东西送来，都打印好了，有十多页纸。他说：“基本上都是照原文抄过来的，我们只归了类，没加一点什么。”又说：“是小龚他们弄的，我基本上没管。大家的意见都保存在那里，可以查对。”我说：“你有什么想法？”说着扬一扬那一叠纸。他说：“我基本上没有更多想法，不过要说吧，大家的意见不一定对，但都是心里想说的话。”陆**去了，我把那叠材料拿起来看：
小金库的钱由处领导分配，随意性很大，暗箱操作，严重不公；
拿公家的钱请吃请玩建立个人的关系网；
厅里提拔干部要经过群众的考评，考评的结果要公开；
没有紧急公务也坐飞机来往，太过奢侈；
在分房和集资建房中，职务分占的比例过高，一般职工排队到老也没有好的机会；
一群人到宾馆去起草一个文件，借工作之名行玩乐之实；
厅级干部退休作离休待遇，明显违反国家政策；
利用职权安插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户，造成严重的人浮于事；
出国名额永远也轮不到一般职工；
各种评奖总是被少数人垄断；
用公车办私事，公家的司机，汽油和养路费等等，比自己的车还方便；
医疗药费不能一视同仁，有些好药贵药一般职工不能报销；
奖金分配过于向职务倾斜；
……
一共有三十多条，每一条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列举了事例。我都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位子上，竟占了这么多好处，这还只是看得见的好处。有这些东西你要一个人以平常心对待进步，那怎么可能？一切好处都以职位为标准，向权力集中，这是官本位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觉悟很高水平很高的话，又怎么会有说服力？群众是傻瓜吗？可偏偏在大会小会报纸电视上，大家照说不误，一本正经。领导群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也达成了一条游戏规则。领导不讲不行，群众说了也不行，总之他们不能说，说了就是他们的错。这种状况要改，要改，要让群众对厅里的领导口服心也服。让有些人在灰色地带纵横驰骋大展拳脚，群众怎么会口服心服？干群关系怎么可能融洽？要改，要改！我想一想，除了安插朋友熟人这一条不能接受，其它都还可以考虑，我手中正有几个人要安插，条例中定这么一条，别人说我制定条例又违反条例，我怎么说话？没有不透风的墙。想一想是不是干脆连公车私用的这一条也划掉，给自己一个开车的自由。说有人开了车带全家出去玩，没点我的名，这其实在说我！
我把材料拿给冯其乐看了。他说：“别的我倒还没什么意见，只是我五十多岁了，不像你们年轻，身体走下坡，吃药是多一点好一点。要一视同仁的话，我家里就不要吃饭了。”顿一顿又说：“奖金向有职务的人倾斜一点，那又怎么样？我们不搞贪污，还要靠这点钱过日子，总不能逼我们去犯错误吧？”他一说我觉得也还有道理，只是再把这条划去，改革的力度就减弱了，没有那么鲜明的色彩了。
晚上我把材料给董柳看，看她会有什么想法。她看了说：“说有人开车到外面去游玩，这不是说你？你去查一查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多个心眼，以后防着点。你当厅长开个车还被别人这么说！这样的人你不把他揪出来，让他难受难受，尝尝坐冷板凳的滋味，那以后你这个厅长就不要当了！”她这么一说我真的来了气，我倒要去查查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想一想那人既然提了，就不会自己用手抄，查起来传出去了反显得我没风度。查我是不查了，但要把原始材料看一看，考察考察，心里有个数。说起来大家提意见大多是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我原来觉得这毫无必要，就这么不相信领导？现在想起来，他们并没错，给我我也要用这隐身之法啊。正想着董柳说：“别的我不管，用车我都不管，大不了不出去玩，打的出去玩，那几个钱我也出得起。但房子这一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职务分不算高一点，我们不排在别人后面？厅里工龄比你长十多年的多得很，那一百六的新房盖起来，那是为别人盖的？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想一想，的确也是个问题。可把这一条也去掉了，改革这太没有色彩了。我说：“分不到就算了，别人工龄长那么多，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大家看看，新的班子有新的思路，新的作风！”她说：“我别的都不要，我只要房子，我在这里一天都呆不下去了。”我生气说：“董柳你现在真的把自己当作什么贵妇人了，没有老百姓在下面撑着，你凭空贵得起来？你摸着良心想一想他们，想一想自己以前，也要忆苦思甜，筒子楼也住了那么多年，这三室一厅倒住不下去了！”她说：“在盖的房子我都去看都看很多次了，我心里都看中三楼东头那一套了，看出感情来了。怎么装修我都设计好了，我要铺复合地板，我要买家庭影院，我要让你的书和电脑有专门一间，我要让我一波自己……我要，我就是要！”我苦笑一声说：“厅里的事你别管。”她靠在我肩上说：“大为你想想，那么多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苦了这么多年，一起奋斗才有了今天，一半是为了儿子，一半是为了房子，人一辈子就是这几样东西。还真的为了事业？”我说：“我也不唱那么高的调子，我就是想做点事出来，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是想做点事。”她说：“你做什么事我都没意见，房子的事我要管，就是要管。”我叹口气说：“你要我坐在台上怎么跟大家讲话？群众心里是雪亮的，只是不做声罢了。有些话不说不行，我在这个份上，上面的政策不能不说，说了又不能联系实际。我总不能像有些人无赖似的，坐在台上大话只管讲，做完全另外一套，我总得为自己留点脸吧。想起来坐在那里可不容易，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她说：“你别把自己看成特别的谁，大家都这么说，你说了没人说你。贪污分子天天作报告反腐败，他坐都坐得住，你不贪污你坐不住干什么？”
这时有人敲门，是丘立原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听说有那么一份东西出来了？”我说：“材料在这里，今天下午拿来的。”他说：“看看那个东西。”就从我手中接过去看。看了一会说：“厅级干部享受离休待遇，这是马厅长退下来之前订的，我们都是他手上出来的，怎么好跟他说？离休就有个医疗费用百分之百报销的问题，有了年龄的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的。”又说：“集资分房还是按老办法吧，不然你我都成问题了，那也不合适，不然盖那一幢房子干什么？我们这些人到家里来商量工作的人多，房子大点也是应该的，工作需要！”董柳说：“是这个道理，工作需要！”丘立原说：“还有出国的事，是不是谁知道我最近要去美国考察，故意将我一军？很阴毒啊！”又说：“提拔干部要群众考评？笑话，那还要组织部门干什么？老池，这一条是针对着我们来的啊！”我想着自己到底还是上台不久，身边几个人也不是自己提上来的，不像马厅长那样说一句算一句，谁提出一个建议都不能驳回去。看来以后还得组成自己的班子，任人唯亲？不任人唯亲行吗？丘立原说：“这个东西是陆剑飞搞出来的吧？他自己是什么东西？远的不说，去年厅里进了两车柚子，多少钱一斤进的？当时市场上是什么价格？我建议厅里好好查一查！”他的口气让我很不舒服。再怎么样，事情是我布置陆剑飞去做的，他这么说，也是没把我放在眼中。我说：“意见是大家的意见，陆剑飞也没参加整理。厅里有这个动作，我们是通了气的，丘厅长你是第一个支持的。群众的意见也许有点偏激，难免的嘛。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他说：“让那些人说话，他们会有什么好话说？真让他们说个畅快，我们大家都别活了。”
丘立原去了，董柳说：“大为我看你好好的就别自讨苦吃了，厅里的人不支持，处里的人也不支持，推广到人民医院和中医研究院去，我看也难，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守在那里吧。”我说：“群众支持！这一百多张纸难道是我池大为写出来的？”她说：“群众是谁？他们说句话算个话？名都不敢签，你依靠他们？等你想依靠的时候，才发现那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看了这么多年，连我也看清了，你还是个厅长呢。”她这倒提醒了我，群众是谁？这么多处长都敢站出来反抗我，温柔敦厚的反抗也是反抗，可没见有哪个群众出来支持我，胆大的也只敢写这几张不署名的意见。社会的默契已经形成，在份上的人是碰不得的，他们是如此地结构严谨同心协力，又如此强韧，不是谁想撼就能够撼动的。大人物也做不到，又何况我。事到如今我心里已经承认了，厅政公开，这个口号还要喊下去，可这件事就这么完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屈辱，感到难堪，想做点事情比登天还难。我在大会上振振有辞言之凿凿，可叫我怎么交待？
我把那份材料抓起来反复看了，想着大家也不配合我，提那么三条五条就可以了，居然提出这么几十条意见来。一个小金库都拿不下来了。这几十条一公布，那还不会翻了天去？以后怎么下台？看着这几张纸我想，在白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这是权力者的利益空间，又是他们的运作空间。这个空间经过长期的安排，已经形成了默契，众志成城，铜墙铁壁，想打破是不可能的。利益就是利益，就是生存空间。争取空间的冲动是人生的大根本，不是几条道德可能压抑，几点理性可能约束，几个榜样可能说服的。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大道理说上几卡车也没有用，苍白。这不是谁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不是谁学习没学习，懂不懂道理的问题。与黑色地带不同，灰色地带有自己的说法，比如小金库，大房子都是工作需要，怎么样？当然小人物也有他们自己的说法。利益关系不同，说法就不同，话语权是谁的，说法就是谁的，小人物可能平等对话？晏老师说得对，天下没有把板子打在自己身上的事，归根结底，说法要按大人物订的规则来说，这是人之常情。这样想着，尽管充满了恼怒，我还是原谅了丁小槐他们，人嘛。对人谁也不能超出上帝的安排去要求他们。
我给陆剑飞打了电话，要他暂时不要把那份材料传出去。他似乎也不感到意外，也不问为什么就一口应了。应了之后他说：“池厅长，这份材料都是从那些建议上原话抄来的，我也没参加整理，这个情况您适当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我还没说退，他就在退了。我说：“我要你做的事，你怕什么？”就挂了电话。我想不通为什么开始支持我的人退起来比我还快，连像丁小槐们站出来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要靠他们来办事，那叫碰上了鬼。这更使我感到了孤独，陆剑飞还算个主将了，刚开始就连撤退的路线都设计好了。
我犹豫了几天，真要放弃我觉得下不了台，只怪自己开始太自信了。这时我看清楚了，我的自信来自一种自我幻觉，以为自己拒贿了，人格形象树起来了，大家就会跟我走。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不要说我只是一个人，我就是上帝，只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有勇气站到上帝对面去。要是小人物也有这样的勇气就好了，没有。一个到了份上，他要求特殊的权益，这可以理解。想要遏制这种冲动，那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必须默认这个事实，因为换一批人上来结果也不会两样。只要他们不到黑色地带去，不过那条线，在灰色地带怎么玩我都只能默认，大势就是如此。我还想要群众口服心服，让他们满意，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谁眼中搁不下砂子，谁就没有办法坐在位子上，凡事都认起真来，那没完没了。不但丁小槐，还有一大片人要牵进来，我能认真？再说上面都没提这么高的要求，都默认这个事实，我又何必？我想创造一个奇迹，在卫生厅，在我这个还有一点残余的平民思想的厅长的引导下，把对话的渠道建立起来，让小人物也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可能的设想，根本不可能，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力量把人给罩住了。这里有一种势，谁也无法阻挡；这又是一个局，无人可以超越。以前我灰头土脸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是被预设了的，痛心但却无奈；今天红光满面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还是被预设的，仍然十分无奈。我经历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走到今天，本来是为了做点事的，但由不得我。
董柳见我闷闷不乐，说：“大为你就算了，你不做那点与众不同的事也没人说你不够格当厅长，你做了反而危险了。”我说：“我坐在那里就是想做点特别点的事，不然我跟别人有什么区别？我是小人物出身的，我知道小人物心里有多苦。我想给他们一点机会，他们还畏手畏脚。”她说：“他们畏手畏脚是对的，谁傻大个似地跳出来，像以前的造反派一样，那看他怎么收场？他会怪你把他给卖了，爬到半路就抽楼梯了。”想一想他们不署名实在是有远见，对后面事比我还看得清楚，我头脑都有点热了。我说：“谁支持了我，我心里还是有数的，等过一两年，我把干部队伍理顺了，我还要卷土重来。”她不相信地撅撅嘴说：“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摔两跤，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多么妙。这根本就不是把哪几个人理顺的问题。”又说：“大为我们家形势刚刚好转了，你就不要别出心裁了，你不要想着自己是谁。你以前老想着自己是谁，结果一点进步都没有。放下来了才有了今天，你又死灰复燃了。”我说：“毕竟我是苦出来的，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毕竟我还算个知识分子呢。”她笑着说：“我也不劝你，到时候你想法自然就不同了。好多人刚上台拍着胸脯保证这样那样，上了台也想放三把火，最后还是走上了轨道。”我想想也是，多少人以平民姿态走上岗位，不出一两年，想法就完全变了，坦然地走在既定的轨道上，圈子好像是个黑洞，好像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我说：“我偏要来个与众不同，官僚化的模子想把我也套进去？”董柳笑而不语。
董柳坐在床上看报纸，忽然把报纸甩过来说：“你看，你看。你在外面小心点，别得罪人，不然我们一家人的安全都没有保证。”这条新闻我早看过了，讲的是河南什么地方政法委书记雇凶杀人的案子。我说：“哪里至于？别想入非非，自己吓自己。”她说：“万一呢？我是说万一呢？对我下手倒不要紧，对我一波下手我就受不了，那我就是死路一条。”我说：“卫生厅这些人有几个胆又能拉几粒屎出来我还不知道？你的联想也太丰富了。”她说：“前几年有人写匿名信告你有作风问题，那是化工厅的人写的？这些人现在还潜伏在你周围，人还在，心不死，至于他采取什么方式你就不知道了。现在社会进步了，一日千里，写匿名信那是君子做的事，去年广东有副县长雇人杀县长，现在河南又出事了，还是政法委书记呢，要来应该是由他去抓杀人犯的。”听她这么一说，我一时觉得对世界失去了把握的能力，难道我平时对世界理解错了？这些事情以前也的确闻所未闻，这个世界也不知哪里出了错。过了一会我从董柳设置的恐怖气氛中跳出来，恢复了正常的思维，说：“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吓你，但你要吓自己，也没有人能够救你。”她说：“那我还是要小心点，这几天我晚点去上班，送一波去上学。”
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冯其乐说：“改革的力度太大了，恐怕大家一时也受不了，我想还是循序渐进可能稳妥些，你看呢？”他说：“慢慢来，慢慢来，毕其功于一役，不说大家受不了，连我都受不了。我是不是跟不上形势了？”跟他达成了默契，我又把话对丘立原说了，他说：“池厅长你锐意改革，我还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有个别地方我觉得调整一下更好，你说慢慢来，那我们就慢慢来吧。什么时候你一声令下快马加鞭，我肯定是跟得上的。”我看着他笑眯眯的脸，心想，从这脸上谁看得出他的想法？这张脸几十年来已经是千锤百炼了。
跟陆剑飞怎么讲我倒有点难堪。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太急，搞得他也不好下台。我把循序渐进的意思说了，他说：“我一切都听厅里的安排，我不会擅自行动。厅里说走，我就走，说停，我就停。”我说：“大家是不是会有点想法？”他说：“想法吧，有没有都是那回事，厅里说什么，大家还是会听的。”我安抚他说：“你这次对厅里的工作是很配合的，厅里也很满意。”他摇头说：“厅里怎么布置我们就怎么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嘿嘿。”又说：“那份材料我是没传出去，电脑里面也准备去删除了。只是事情是小龚他们几个人具体操作的，可能传出去了，那也不是从我这里出去的，适当的时候还麻烦厅长给大家解释一下。”
后来的事情也并不像我预料的那么难堪。我转向以后，各处室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说话还是灵的。只要我不触动他们的根本，他们也不会想着要造反，一口一声“池厅长”，喊得热辣辣的叫人陶醉。我想这些同志其实还是好同志，有这么那么一点缺点，这么那么一点私心，也可以理解。只要不超过界线，我又何必认真？不到黑色地带去就不错了，灰色地带还不放开了让他们跑一跑？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条例还是采纳了几条意见，比如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坐飞机出差，比如起草文件不去宾馆，就在厅内完成。在我的坚持下，厅级干部退休享受离休待遇这一条也取消了，给了我一点面子。事情就这么完了，群众居然也没有多大的反应。他们要议论就议论几句吧，无关痛痒。想一想这个大动作也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各处室反对不说，厅里的人也是三心二意。我为势所迫为局所困，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就像八年前我把头低了下去一样。再说上面会支持我？看了那份材料后我把事情作了通盘考虑，才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上面把政务公开喊得山响，那是喊给北京听的，能认真吗？有些话在那个份上的人不说不行，说了就认真更不行，认起真来灰色地带就没那么宽阔了，坐在那里的滋味也就没那么浓郁了。细想起来也不能骂谁是双重人格两面派，大家身不由己，这个局不是谁想破就破得了的。大家都在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大会小会上讲的那些话，都是场面上的角色语言，放开胆子一本正经理直气壮慷慨激昂讲过去就是了，实在没有必要脸皮薄，觉得心理承受力不够。角色语言与真实无关，退下来想想都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在我们生活中有着许多幽默大师，大玩家。现在连我也算一个了。
如果是前几年，我绝对不可以想象，董柳住着现在这样的房子，还会说出“一天也住不下去”的话来。那时候看着丁小槐家两室一厅的套间，就像天堂一样了。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永远没有顶点。她一天几遍念叨着正在修建的那一幢厅长楼。虽然厅里谁也没有说过那就是分给厅长的，大家就这么叫开了。后来又有人把那幢楼叫做芝麻楼，意思是芝麻官也会为自己谋好处。大家就这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真叫人心寒。我恨不得要做一个榜样，偏不住进去，让大家看看，那么设想我池大为是不对的，我跟别人不一样，不能用那么庸俗的眼光看我。可董柳怎么也不答应。我说：“你就看不清个事！”她说：“我就是看得太清了我才这样。什么是真的，拿到手才是真的。谁是赢家，现得才是赢家。别人说你一声好一声不好，痛也不痛，痒也不痒，房子可是天天要住的东西。”厅里其它几位也不答应。丘立原说：“池厅长你就不要这样来将我们的军，你一发扬风格，我们就悬在那里了。”我说：“你们工龄长些，打分高，是应该的，我就不一定能排上队了。”丘立原说：“池厅长你排不上，那我们排上了也不敢上。”冯其乐与丘立原的口气也是一样的，在这件事上他们倒是高度一致。这样一来我真的不想要也不行了，他们有意见！他们心里一不高兴，不会想着我是风格高，而会认为我虚情假意收买人心。我想舍下自己争口气，破了外面的那些议论，可这口气就是争不下来。我后悔听了丘立原的，向化工厅看齐，把房子建得太宽大了，与一般干部的距离拉得太大，别人在后面会怎么想？不骂人才怪呢。丘冯几位反正是副的，年龄又大几岁，不担骂名，要挨骂就是我，刚上来手就伸这么长，那些信誓旦旦的话都是屁话。我对董柳说：“我当了这个厅长，想法跟别人不一样，想当出一点境界，让别人口服心服。当个厅长别人当面陪笑背后吐痰，那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你的想法都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得才是赢家。你不得你就输了，别人也许说你几句好话，有什么用？你没有还是没有。”我说：“市场经济把你的思想搞坏了，一定要拿在手中的东西才是真东西。”她点头说：“那些虚的东西像天边的浮云，你看那么重干什么，傻！”现得才是赢家，得不到就是输了，永远输了，好人已经意义暧昧，君子是个笑柄，以权谋私名正言顺，能捞而不捞就是矫情，就是沽名钓誉，这是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来世，没有了牺牲的理由。市场是现世主义的课堂，它时刻在教育人们，无法反抗，也看不到反抗的意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人的想法是不同了，孔子的确是死了，连我也觉得董柳的话更有道理。富贵如浮云，这话只能哄鬼，哄人是不行了。说到底连人生都如浮云，飘过去就飘过去了，飘的过程就是意义，过后无人追念，你想着自己多么崇高多么清高都无人追念。这是个形而下的时代，光凭这一点就无法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别人怎么看我，我厅长还是厅长，将来该进步还进步，说不定还进步得快些，不然被别人看作一个异类，还对我会产生排斥感。那房子又实在太可爱，叫人割舍不下。这样想着我就不再坚持。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池大为，怎么也会这样想？可想一想也只能如此。细想之下，在这个时代，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渗透到了圈子里，大批操作大师进入了岗位。他们什么都有，有文凭，有学问，有成果，有资历，有职称，有风度，有口才，有一切硬件软件，就是没有信念。要求他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设计一切，那可能吗？不敢细想，不敢细想。为了平衡大家的心理，我叫基建处临时改了方案，把另外两幢由七十五平方加到九十一平方。已经砌到了四楼。又重挖地基，加一间房子。当了厅长，哪怕是为自己计，也得为大家想一想。为官一任，也想有一个好口碑啊！
董柳在手术室当麻醉师，已经评上了主治医生。按说她的资历还不够，但由于我的关系，耿院长把她当护士的资历也算上，破格给她评了。董柳知道，只要我不出问题，副主任医师甚至主任医师也只是时间问题。有了这点想法，她在业务上并不十分投入，在家很少看书，说了几次她不听，我也算了。她的注意力在于把日子过得一丝不苟，什么都向最好的看齐，对儿子当然就更是如此。她总是向儿子灌输要做人上人的意识，说：“一波你长大了总该比你爸爸有出息吧。”在她看来，我是个大人物，一波就应该是个小大人物，有优越感是当然的。别人来我家的恭敬态度，还有生活上应有尽有的方便，已经影响了一波。我担忧说：“你把一波培养成一个精神贵族，你就是害了他，跟吸鸦片中毒没有两样，养成了贵族心态将来要改也改不了的。有出息还好点，没有出息，受点挫折，那他要痛苦一辈子。”董柳扭头生气说：“我一波没有出息？讲笑话。再没有出息，他爸爸这点出息还是有的。再过七八年他就要到美国去上大学了，你做父亲的把钱准备好就是。”
董柳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我，家里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顶帽子中来的，这个她明白。若有人想搞我的名堂，她比我还激动，激烈，拿出来的主意总是带有致命的杀伤力。她说丘立原跟我不一条心，早晚是个祸害，要想办法把他挤走。说了很多次我都接受这种看法了。她还有个担心就是怕我有外遇，说：“你现在是个热包子，我得守着这个热包子，别被别人抢去了。外面的女人，谁可以跟你从筒子楼住起，住上那么，那么，那么多年，还不跳起来，我就把你让给她。她想吃现成的，那我也没有那么大方。包子还是我烤热的呢。”又说：“你到今天不容易，可别因为作风问题丢了乌纱。”我说：“有作风问题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你看见谁丢乌纱了？”她马上要哭了似地说：“那你的意思是你要犯错误？你起意了，都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了！真的有那一天，我就抱着一波跳河去，你别怪我没良心。”我笑了说：“怎么中国的女人搞了几百年还是这一套。”她郑重其事说：“你以后少跟莫瑞芹来往，你一提拔她，别人都说那个传说是真的，连我都会说的。”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我要开个侧门也不会找她，她儿子都十多岁了！”董柳马上跳了起来：“那你的意思是儿子十多岁你就没兴趣了？那我呢，我一波也十多岁了！好的，你嫌弃我了，你一下子就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你想找年轻的漂亮的。男人们人到中年，有三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三条你只差一条了，只可惜我一时又死不了。”
从那以后她就特别注意打扮自己，化妆品买了一大堆，都是高档的，一天到晚对着镜子把各种早霜晚霜往脸上抹，在眼角揉了又揉。每天脸上的作业要做两次，没半个钟头完不了。我说：“董柳你把镜子照穿了，你也回到十八岁去。”她说：“知道你们男人总惦记着十八岁，哼！”又说：“我化妆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你别自作多情。”一个星期三次，她把黄瓜皮贴得满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一个多小时，又买了什么霜一天两次抹在胸前，后来干脆弄了一种中药塞在乳罩里面。我说：“干什么呢，我也没说你不好。”她说：“我不信你的，你们男人谁不知道？电视上说做女人挺好，挺好，都是被你们男人逼出来的。”
快到春节了，我为怎么去见马厅长犯了愁。和董柳去吧，马厅长把那点不高兴摆了出来，我也下不了台。到今天我还有必要去看那个脸色？和厅里几个人去吧，那又太公式化了，成了场面上的交待，也对不起马厅长，毕竟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啊！我对董柳说：“你今年去不去看沈姨？”她说：“去，不去她在心里不会骂我白脸狼？”我说：“人在人情在，下了台还要别人真心记着自己，那不现实，我退休了我不敢抱这个幻想。”她说：“你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事，我听沈姨怨几句也是应该的，我就打算受一点委屈。”她这一说倒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反正也不会把我的帽子摘掉，怕什么。
春节那天我和董柳带一波去了。董柳要买古汉养生精，又要买红桃K。我说：“人家学中医的，你买点水果还实在些。”就买了一箱进口苹果，把别人送的好酒提了两瓶。去之前我给卞翔打了个电话，问问马厅长近来的情况，知道他最近不怎么上班，呆在家里。这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马厅长情绪消沉，我就是罪魁祸首了。
沈姨开了门似乎吃了一惊，说：“池……池厅长来了。”我拱手说：“还是叫我大为。我今年拜年这是第一家，我也只拜这一家。”马厅长坐在那里淡淡地说：“像我们还有什么好拜的？”董柳马上说：“今天是我们全家来拜年，过两天他们厅里还要来的。”一波拜了年就去找渺渺讨论下期考初中的事去了。马厅长说：“听说池厅长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哈哈。”这话真不好听，可我得听着。董柳说：“他那一点东西都是马厅长调教出来的。”马厅长说：“我那样教了谁吗？”沈姨碰一碰马厅长，说：“老马在家里窝久了，脾气也变坏一点了。”马厅长说：“我变了吗？我天天在写东西，这半年多我清闲了，不操那些闲心了，一本书也快写完了。要是我这么多年都不操那份闲心，我十本书都写出来了。”我说：“谁不知道马厅长是全才？左右开弓，行政科研都是一把好手！”马厅长说：“你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哈哈！”他这一说，我像被剥开了一样，心里真有些不好意思。马厅长说：“我们这些人都被历史淘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江就这么东去。”我想着今天真来得窝囊，听了这么一串不阳不阴的话。马厅长说：“我闲着无事，胡乱诌了一个对子，哈哈哈！”说着一指墙上。我抬头望去，写的是：
老矣衰矣可以休矣烟云淡矣天下小矣其乐也融融矣
悠哉游哉岂不快哉冷暖知哉岁月逝哉又岂有惶惶哉
我晃着头念了出来，又念了一遍，心想，牢骚不小！嘿，嘿。我说：“对得工，对得工，字也成了体，谁知道马厅长还有这么一手。”心想着他再不阴不阳地说话，我也来几句不阴不阳地顶一顶，别搞错了，今天已不是当年了。马厅长说：“小池啊，听说你这一段狠狠地烧了几把火？”我说：“我还敢放火，那不是烧自己吗？事情它自己燃起来了，还有人闹着要干这个事干那个事讨说法呢，我其实是个消防队员，嘿嘿。”他笑了说：“干得不错，不错，烧三把火也是应该的。谁不想烧几把火？不冲天烧几把，谁知道有新人来了？哈哈哈，哈！”我说：“事情倒也做了几件，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想搞秋后算帐的人平下去了。我也不能把他们铐起来，不给点甜的怎么行？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是不是？嘿嘿，嘿嘿。”沈姨抓了机会插进来说：“过年不谈工作。你家一波今年也进初中吧，大为？”我感激地望她一眼，马厅长正用文火慢慢烤我，我虽然用不着怕，但总不舒服。这时渺渺跑过来笑嘻嘻说：“一波哥哥他乱唱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翻跟头。”董柳说：“他一张嘴从小就不安份。”又说：“看着渺渺一年年快长成大姑娘了。”渺渺脸一红，跑开去了。我说：“沈姨，厅里本来规定了厅级干部退休按离休待遇，群众要上告，我们就只好改了。我们有个内部掌握的条例，只有马厅长一个人还是按老政策办，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我跟计财处打了招呼，沈姨您就别跟其它人去说了。”马厅长说：“为我一个人定这么一条政策，我不要，不要！”沈姨用力扯了他一下，他就不做声了。我说：“我今天先透个信，过几天我们来拜年，丘立原会正式通知的。”沈姨说：“谢谢，谢谢。”她毕竟明白事情就是事情，今天争口硬气说不要，那以后想要也没法转弯了。现得才是赢家，她明白这个道理。
任志强带了董卉来拜年，问我安泰药业的情况。据我的经验，对方如果老是跟你谈一个话题，那这种兴趣后面一定有着利益的背景。我想着他是想在我这里摸摸底，搞点内部消息，然后去买这只股票。我说：“上市都两年多了，也没有起色。具体的事都是***在管。可股民有意见都冲着我来。中成药竞争太激烈，汇仁肾宝花上亿元做广告，我们也做不起。”他说起去年炒股亏了十多万，垂头丧气的样子。董卉说：“姐夫你有什么消息透点给他，他炒股就好像有鬼跟在后面，还是个倒霉鬼，抛一只涨一只，买一只套一只。”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安泰药业你暂时别买，不值。”任志强说：“董事长都说不值，那我就把这个念头放下了。什么时候有重组之类的消息，一定要透给我，让我也翻一翻老本，我不会外传的。”我说：“你以为这个董事长好当？每年开股东大会，我在台上就是批判对象，**时批那些牛鬼蛇神是什么滋味，我都领教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任志强的手机响了，接了电话他说：“有个朋友请我吃饭，姐夫也去吧？”我马上说：“要是每个人请我都去，我起码要劈成八块才够。”那些年谁请我吃饭，我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人家能记起我！可现在我可是吃得疲倦了，没有精神应酬。我说：“到宾馆去吃海鲜，我还不如在家里吃点妈炒的酸菜呢。”他说：“随随便便一张脸，我怎么敢拉姐夫去？姐夫是谁？是李智打来的电话。”李智我知道，是全市有名的私企老板，在开发软件。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李智混熟了，伴着他可以发点财。”他说：“姐夫就给我一点面子去了吧，我已经答应了他。”他说着露乞求的表情，这让我体会到了那种精神优势。与人交往时的这种优势感，这实在是太珍贵了，哪怕是亲戚吧，我也不可能凭白无故地赢得这种感觉。想当年无论谁请我吃饭我都心存感激，可今天不是那么个人我根本就不会去，这中间的距离，就是人生的滋味所在啊。如果我再上一层楼，谁跟我吃过饭说过话有过交往，都可以成为他一生中引为骄傲的资本和谈资，逢人遍告，那滋味就更滋味了。这进步的魅力实在不可抗拒，人越进步越有价值！真到那一天，以前我心存敬畏的人物，要见我一面恐怕都难了。到那时我珍惜身份，也不会随便跟谁见一面的。
任志强见我不表态，陪笑着说：“姐夫，就给我这点面子吧，我已经拍过胸脯了，怎么下台？真叫我把头扎到尿桶里？”我对李智也有点好奇心，心里打算去了，口里说：“李智他是什么人物，动不动就要请我？”他马上说：“是我答应的，我以前吹过牛皮，说我们挂着亲，他今天提到了，我就一口应了，怕他笑我呢，姐夫也不至于让我吃别人的笑吧？”我说：“到外面去吃海鲜还不如在家里吃碗剁辣椒饭。”他一听马上说：“董卉你在家里陪着姐姐妈妈，我陪姐夫去应酬一下。”
任志强开着车，出了大院说：“到阿波罗宾馆去。”又说：“今天保证不让你吃什么海鲜，俗！我们吃点山上的东西。”我想一想说：“停车，停车。”他说：“几分钟就到了。”我说：“你不停车我下了车就自己打的回去了。”他只好找地方停了车，我说：“李智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偶然提到，我就应了。”我右手一个指头凌空圈一圈说：“我到底也是念了几句书的人，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还绕来绕去？”他们今天是划了个圈套等着我，第一步就是要把我弄到酒桌边去。任志强打电话没提阿波罗宾馆，他出了门就往阿波罗跑，这不是安排好的？我也不说出他的破绽在哪里，只说：“你不把事情告诉我，我就走回去了。”他急了说：“真的没有事，就是偶然提起来的。”我说：“那你说我病了，到省里拜年去了。”说着把车门推开。他一把抓住我说：“姐夫，李智找你是有点事，求我都求好几次了，我牛皮吹出去了，又抹不下面子，就答应了。”我说：“说事情。”他说：“事的确有点事，什么事他也没说。”我说：“那我还是下车。”推开车门出去。他从另一边跳出来，追上来拉住我说：“事的确有点事，大概是关于安泰药业的，再怎么我就不知道了，把我砍了我也不知道了。”我犹豫一下说：“你就说我到省里拜年去了，我真的要去走走，过了这几天再去，别人就会有想法了，你把他排在什么位置？这是敏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跺脚说：“那我就为难了，人家菜都订好了。”又说：“李智也就是个李智，他也不能把谁吞了吧，你怕什么。”我一听来了精神，说：“你也不用激将我，怕我是不怕的，我怕什么？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成，把我拉下水不成？我要下水早就下水了，还等今天？”我又走到车旁，任志强替我开了门，双手虚托在我的身后，等我坐好了，才关了车门，把车开走。
快到阿波罗宾馆，任志强打了手机叫李智在门口等。下了车李智从台阶上跑下来，女秘书在后面跟着。李智跟我握手，我故意漫不经心，手掌刚碰到就松开了。李智本来用了很大的力，也只好松开，脸上平静如水说：“今天能请到池厅长，这是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面子。”说着双手比划了一下。我说：“你李智李老板看人还看少了吗？上次电视里还看到文副省长视察你们惠利软件呢。”
进了阿波罗宾馆，里面确实气派。大厅有三四层楼高，四面墙都有浮雕，迎面是古代人物孔子屈原李白等，左边是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帕提农神庙，右边是傣族泼水节。一盏大吊灯有十多米长，成倒圆锥形垂了下来。李智介绍说：“这是亚洲最大的吊灯，二百多万。”我说：“请客到这里来干什么，屁股一落坐，几百块就去了。”任志强说：“别的地方请池厅长也不方便。”女秘书说：“这是我们李总比了好几家才选定的。”我说：“当年讲讲排场还有点意思，现在讲它也就那么回事了。”其实到哪里我都无所谓，路边小店也行，但必须是我提出来的，只要是对方提出来，那必须有相当的档次。李智说：“池厅长见多了，他什么没见过？”我说：“那我们到一家老百姓的餐馆去？”任志强说：“姐夫你不用怕把李老板吃穷了，他剥削了劳动人民那么多钱，出几滴血也是应该的。”到了餐厅迎宾小姐屈了腿说：“先生好，小姐好！”声音夜莺似的清脆。到包厢入了座，我说：“李总有什么见教，我这么听着。”李智说：“在池厅长面前，谁敢说见教二字？”任志强说：“先喝酒，喝酒。”一拍手服务小姐就拿菜谱来了。李智说：“菜谱上的菜我们都不点。”任志强说：“吃点山上的东西。”就问有猴子，穿山甲没有。我马上说：“那些东西你们下次来吃，我也管不着，今天我在这里不能点。”任志强说：“姐夫为人谨慎，保护动物不碰，谨慎！”李智说：“池厅长有慈爱之心，不忍杀生。”李智说出来的话就是比任志强的好听。我点了菠菜汤，酸菜肉泥和乡里腊肉三样，说：“别的我就不吃了，胃吃伤了，得休息一下。”心想，即使我真不吃，好菜也得点出来，放在桌上做个样子。李智果然是明白人，还是点了佛跳墙等几个高档菜。他又要点茅台酒，我说：“李老板等会还有话说，白酒就不喝了吧。”就要了一瓶王朝葡萄酒。举起酒杯，秘书小姐和任志强竭力营造气氛，好像是老朋友十年相逢。但我不冷不热地，跟那种气氛保持一点距离，心里想着酒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人进入虚幻的境界，怪不得有人说酒文化呢。
喝了会酒我说：“李老板不是有点事情要说说？”任志强对秘书小姐说：“他们谈工作了，我们先走一步吧。”两人就去了。我对李智点点头，他说：“听说池厅长的公子非常聪明，快读中学了吧？”我知道他在切入话题，但不知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切入，就说：“咱们直奔主题，好不好？毕竟我们都是有一定层次的人了。”我没直接说只有小人物才绕来绕去呢，可他还是明白了这层意思，有点惭愧地笑了一笑。有了心理优势就够了，我也笑了一笑，让他下台。他说：“池厅长快人快语，好！”然后说：“池厅长想不想有不大不小的一笔收入？”我心中跳了一下，嘿嘿一笑说：“要说收入，我当然不能跟李老板你比，不过吃饭还是够了。”他说：“现在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英国去深造？家长有责任准备不大不小一笔钱呢。”我打手势说：“你那个不大不小是多少呢？”他举起三根指头。我不知他是说多少，三万呢，还是三十万？我想他不至于对我把三万块钱也说成一笔钱吧，就说：“三十万？我要弄钱，几个三十万我也弄了，我不是标榜自己清廉。”他说：“池厅长面前三十万我敢说是一笔钱吗？三百万。”我轻笑一声说：“现在几十万就能判死刑，你留着我这条命吧。”他说：“池厅长这么谨慎小心的人，我敢叫您冒一丁点风险？有风险我就不开口了。”我说：“没有风险可拿三百万，你李老板是慈善家？”我摇摇头，“我不信。”他说：“赚小钱的人冒风险，赚大钱的人是没有风险的。傻瓜才拿命去搏钱呢。”
他说了自己的设想。他的想法是由惠利软件入主安泰药业，使安泰药业经重组变成一家高科技的上市公司，最后改名为惠利软件。安泰药业股票现在的市价是六元左右，他在消息公布之前悄悄吸纳安泰药业的股票，把筹码吸够了，然后逐步公布消息，大幅拉升，最终的目标是四十元以上，跟托普软件等几家搞软件的上市公司价位相近。利润就从这巨大的差价中来。
我听了后心中直跳，这可是几亿元的赌博啊！我不动声色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出来的，就像我儿子一样，有困难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翻身的。你说我舍得把自己的儿子卖掉吗？”他不慌不忙说：“搞中成药的上市公司，哪一家不是在亏损边缘挣扎？要那么容易翻身，别人早就翻了。你说是自己的儿子吧，我也特别特别能理解，可是您想过没有，您今天是董事长，再过几个月到七月一日证券法就要实施了，您当厅长是国家公务员，按证券法是不能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到时候一个小股东写一封信，您就有麻烦了。”他在引诱我，又在威胁，可他说的又句句实在。我说：“到时候你去开个户买五手安泰药业，然后以股东的名义把我告到证监会去。”他立即拱手说：“我李智决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总会有人做吧？没人写信，证券法它还是法律。”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到过，既然无人提出就拖下来了。我说：“就不能让我辞掉厅长一心一意去盘好安泰药业？”他瞧瞧我说：“那不可能吧，不可能，厅长毕竟是厅长啊！”
他有备而来，把我都分析透了。我要为儿子着想，我不愿犯法，我不能继续兼任安泰药业的董事长，这些他都想到了。他见我不做声，说：“我们替您到证券公司存入一百万，用谁的名义您去考虑。到时候这一百万就是四五百万了，您把股票抛了，一百万还给我，您想想您做了违法的事吗？规定厅级干部不能炒股，没人规定他的岳母娘也不能炒吧？”我说：“李老板你的算盘拨得太精了。也许我得了几百万，你是多少？到时候惠利软件成了上市公司，全国都知道了，这广告效应的价值又是多少？我成了百万富翁，你成了亿万富翁！”他笑了说：“到时候拉升是我的事，还要成本的。这不是你赚我的钱，也不是我赚你的钱，而是我们合起来赚别人的钱，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再说，”他顿了一顿，“我最多就是多等几个月，到时候新的领导还是会跟我们打交通的。”他在威胁我，可话说得实在，我在位子上最多只有半年了。对他的提议我还真不能一口回绝，就说：“再过几天你给我打电话。”
回家后我没有把事情告诉董柳。送一波去美国读大学已经成了她的既定目标，有机会弄一笔钱，她是不会放过的。我犹豫着，但似乎也没有特别多的犹豫的理由。我需要钱，我不必冒违法的风险，我在董事长这个位子上坐不久了。我没有想到灰色地带宽阔到这种程度，简直是一望无际。坐在这个位子上，对人的考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只需动一个念头就可以得到上百万几百万的钱，而要求一个人心如止水，这可能吗？人毕竟不是神啊！如果我下决心做这件事，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我可以不动声色地安排一切。这使我深切感到，这个位子不是为凡人而是为圣人安排的，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凡人，永远不可能，决不可能。这几年的几次拒贿，我为自己虚构了一种人性的神话，我是刀枪不入的。可现在能在灰色地带就有所收获，大收获，我为什么要拒绝？又有谁在灰色地带摔了跤呢？没有。我明白了自己，钱，我还是爱的，只是不愿冒犯法的风险罢了。我是人，我不是神，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不必为一个神话把自己禁锢起来。我感到身体中有一个无法准确指出的部位在源源地释放能量，推动着自己向前走去，我已经不由自主。这样我更理解了人，理解了世界，也理解了历史的可能性。这个世界是有极限的，人性的极限就是世界的极限，只有天生的幻想家仍然抱有幻想。人们不能去追求那些不可能的可能性，特别是不能把这种渺茫的可能性制度化。人永远是凡人，世界永远是世界，在人间不可能建立天国。我们在人性的神话中构筑了社会，要求人们掌握着资源分配却绝对公正，这是天国而不是人间的逻辑。让充满欲望和偏见的人坐在像我这样的位子上，这不能不是一种危险。大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无法从一个预设的逻辑起点比如为人民服务出发。如果有这样一个起点，那只能是人本身。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虽然这种欺骗是那样的魅力无穷。一个社会执著地追求不可能的可能性，就培养出一批双面人，而把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作目标，就放逐了起码的公正。高调人性论的破产是必然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的神话破产的历史；虽然它充满诱惑，有时比真实更加真实，在历史中却仍然是一种虚构。凡人就是凡人，处在圣人的位子他是凡人，经过了神话的包装仍然是凡人。那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也许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激愤，他自己也是凡人，只是他不幸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罢了。我是凡人，也是一个人性神话破产的范例。一时的崇高感神圣感毕竟禁不起日久天长的浸润。但我还是要维持这样一个神话，我的角色决定了我只能如此。有些话我会放在心中反复地想，却永远不会说出来。当年想说的时候不能说，现在能说了，又不想说了。人们不应该向上帝挑战，不能试图去改变上帝设置的先天程序。人就是有自我偏见，就是要从自己的情感特别是利益出发去判断事物，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起点。也许有几个圣者可能超越，但不可能有几万个，更不可能有几亿个。几个人不能作为口实，更不能作为依据，否则就很虚渺。要克服偏见就是克服人性，但人性却是生生不息的，因而历史也是循环往复的。历史是技术无限进步和人性无限循环的历史。挑战的冲动是一个本质的方向性错误，因而无法弥补无法纠正。我们只能在低调人性论的基础上，对世界抱着有限的希望。
两天后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她听了很兴奋，也有点紧张，毕竟刺激是太强烈了。她说：“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就能碰到那么一次。”我说：“太便宜李智那小子了，他这么一弄可能要搞几千万到荷包里。”董柳说：“你要怎么样都随你，反正我一波留学的钱你要准备好。连丁小槐都说要送强强去美国读大学，我一波比强强差还是他爸爸比强强爸爸差？”我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起来的，就像我第二个儿子，被李智那小子夺了权去了，我心里不服气。”董柳说：“这个儿子不争气，你老抱着他干什么？”我说：“我们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的，上市时又没有圈进来一笔钱，拿什么去争气？我们每股还有一分钱两分钱的利润，有的公司上市圈了几亿，两年就化成了水，成了亏损股，那些董事长讲起话来还雄纠纠吃了伟哥似的。”董柳说：“安泰药业落到别人手中去，那是早晚的事，在你手中不落，在别人手中也保不住。你的董事长还有半年，到时候李智就不找你谈了。嘴边的东西你不吃，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吃。”董柳的话撞在我的心上。安泰药业的经营难有起色，又丧失了配股的资格，被重组是早晚的事，重组过程中也必然有一些要被掩盖着的秘密。事情与其让别人来做，还不如在我手中就做了。我不再犹豫，抓起电话就拨了李智的手机号码。当那边“喂”的一声，我又把话筒放了。我怎么能主动找他？那样我就失身份了，没了主动权。刚放下话筒李智的电话来了，约我出去谈谈。他没提到刚才那个电话，提到了我也不会承认。但我想他凭直觉可能猜到了一点什么，这让我感到了屈辱。
第二次见面李智把操作的详细计划讲了，我想来想去，简直就是天衣无缝。他准备从银行贷款八千万吸纳安泰药业，股价拉上去以后公布重组的消息，趁利好把股票抛掉。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如此暴富，却又合理合法。当然这是黑幕，但却是合法的。他当时就要在董柳的股票帐户上存入一百万，我说：“这个不急。”他很急这一点，只要钱存进去了，我就没有退路了。但我还得好好想一想，看能不能把我这边的事做得天衣无缝。我说：“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任志强也不能知道。”他说：“他想促成这件事，自己也在中间做点老鼠仓。”我说：“我们以后不能这样见面了，被别人看到了也是个缝隙，要谈什么到没人的地方去谈。你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你，都到公用电话去打，将来电信局也查不到什么，那才让人安心。”这次见面他对我仍是恭恭敬敬，但我想着他心里一定在笑。
我把事情仔细想了一遍，唯一的漏洞就是那一百万。万一事情穿了泡，有人要调查那一百万从哪里来的，我怎么说？我想宁可不发那么大的财，也不用李智的钱，自己有多少就做多少算了。董柳有四十多万，从里面打个滚出来，也该有两百万了，够了。人不能太贪啊，把事情做过了头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的肠子即使长到了几十公尺也不能长到几百公尺啊。我要董柳回老家去，把她父亲的身份证拿来，春节后一开市就去开户，存钱，买股票。
想好后我去中医研究院到***家。一进门我说：“来拜个晚年！”他有点惊慌失措，说：“来了？来了。池厅长来了！来了来了！”坐下闲谈一会，我说：“公司去年业绩怎么样？过两个月股东大会，我们俩就要上考场了。”他惶恐地说：“现在还在审计呢。今年加强了监管，会计事务所也不敢掺水了，恐怕难保不亏那么一点点。”我说：“公司的事全靠你，我只是挂个董事长的名。”我说着连连叹气，“股东骂我们都骂几年了，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也连连叹声说：“池厅长，你知道的，我们上市也没圈进来一笔钱，赤手空拳拿什么发展？”我阴了脸沉默着，一只手在桌子上一下一下拍着，像陷入了沉思。拍了几十下，***脸上的汗都淌下来了。把气氛渲染够了，我说：“也的确是难啊，股东要骂几句，那也是应该的，他买了我们的股票，还不是想发点小财？公司上不去，他没有脾气？”***说：“今年，今年，今年一定……”我说：“有什么实在的措施没有？”他不做声，我说：“也不怪谁，的确也是难。我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没有上亿元来做广告，别人就是不认你。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见把***的信心打下去了，我就不再说什么。
在四月初的股东大会上，全省各地来的散户股民有八十多个，还有七八个是从外省赶来的。董事经理们坐在台上就好像坐在审判席上，台下的小股东大喊大叫，会场闹成了一锅粥。上台发言的散户好像是土改中的农民控诉地主，一个个声泪俱下。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走到台上，瘪着嘴把自己持有安泰药业的细帐算了一遍，一边抹着泪，最后举起胳膊喊着：“改组董事会，撤换总经理！”下面的人举起双手跟着喊。***沉着脸坐在那里，大家对他的报告都不满意，觉得没有切实的措施。我看着这群激愤的人，想着你们把股票捏紧，再过两个月你们就要发财了。看着这场面我也感到，安泰药业也实在是难以为继了，在我手中不重组，别人手中也会被重组了去。开完股东大会的当天，我到公共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两天***打电话给我，说有重要事情汇报，就来了。一见面他说：“有这么一件事，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把李智找他的事说了。我说：“李智是个体老板，还想吞掉我们？不行！那不是蛇吞象吗？”他也说：“不行！”他还想保住总经理这个位子。我站起来，把手背在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坐下，又站起来，来回走几步，反复几次。***双眼追随着我，头来回摆头，哀声叹气。最后我停了下来，说：“还有什么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股民怒火冲天，我也不想坐这个位子了，你这个总经理也危险。”他说：“那……？”我说：“我们先不作结论，明天把李智请来，我们听他讲讲，听听也掉不了你我三斤肉。”我叫***把李智今天找他的事通知各位董事，请他们明天到公司开碰头会。我说：“你一定要说清楚李智找你是今天，今天，他们得到信息是非常及时的。”
过了几天李智带着自己的会计师，法律顾问等人来了，几个人讲了三个小时。他要入主安泰药业，这是前提，其它的什么都可以谈，几位董事的位子也可以保住。李智去后我们十几个董事监事激烈争辩，几个人指名道姓指责***经营不力，导致公司落到被吞并的地步。没人敢说我，但我坐在那里也不好受，我是董事长，而***当总经理也是我钦点的。从五点争到八点，打电话叫人送了盒饭来，吃了饭又继续开会。整间房子被烟气笼罩着，人的脸在灯光下都看不真切。到十点钟，墙上的挂钟“咚咚”响了十下，突然，大家都安静了，一齐望着我。我缓缓说：“公司是大家一齐努力搞起来的，争取上市难于上青天，也被我们做到了，到今天要被重组，我心情也很沉重。但谁有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重组也是一种选择。”我望着那几个反对的人，他们都避开我的目光。我说：“今天谈到这里，大家回去想想，下个星期再谈。”
我知道股票就要涨了，我的事早已做完，连李智也不知我到底做了什么。李智的事我想也做得差不多了，他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叫董柳打个电话给任志强，叫他明天一早就去股市抢点筹码。董柳把话筒递给我说：“他要找你。”任志强说：“姐夫，是不是李智那里有了什么消息？”我说：“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他说：“市场这么低迷，我怕又给套住了，我的胆都搞虚了。这只股票最近逆市还涨了两块钱，我是不是又追高了？”我说：“电话是我叫董柳给你打的。”他说一声“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上午安泰药业还没什么动静，我知道这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宁静，大笔的钱都围绕它在运转，我想象到了无穷无尽的百元大钞排着队向前冲去。到了下午，我下班回去打开电视机，知道安泰药业涨停了。董柳兴奋地说：“你的财产今天升值了四五万呢。”我说：“李智升了四五百万都没你兴奋，没见过钱的人就是这样眼皮浅。”安泰药业连涨几天，停住了。我知道它在等我，等进一步的消息，事情进一步，它就会往上窜一截。我又召开了第二次董事会，这一次就没人再反对重组了。我明白他们都上了这条船，没有退路。至此，事情已经无法逆转。
到五月十日，就是美国的导弹攻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的第二天，股市突然跳空下挫，安泰药业也大幅掉头往下，形成了一个“导弹缺口”。董柳说：“是不是抛了算了，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保住胜利果实。”我说：“这是李智在洗盘，重组的消息不公开，安泰的行情就不会到头。哪天到头，由我说了算。”几个董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重组的进展，我知道他们跟着董柳抱着一样的想法，却装作不懂，说：“事情还在进行吧，你们知道多少，我也知道多少。”到了五月下旬，大市扭头向上，安泰药业更是势不可挡，连拉涨停。又过了一个月，股价已经到了四十多块，李智不停地催我公布消息。我知道股份已到最高峰，他要借利好派发了。他获利实在是太大了，不但吞了安泰药业，还用银行的钱发了一笔横财，比起来我只是在尾巴尖上咬了小小的一口。
事后董柳告诉我，这一次赚进了一百多万，近两百万。她说：“我们是从鱼头吃到鱼尾，把行情做足了。”又叹息本钱太小，不然可赚上个几百万，我没有告诉她李智要借给我一百万的事，只是心里也有点后悔，借了现在还回去，神也不知鬼也不觉，有什么风险？这两百万赚得天衣无缝，即使反贪局的人也不能挑出我的毛病。这是位子的魅力，它在市场中找到了表演的舞台，找到了结合点，天衣地缝。想起刘跃进告诉过我，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竟为基建中的五万块钱回扣丢了官又吃了官司，真的是太傻了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当时胡一兵说：“像这样的大傻是应该清除出去，以保持腐败队伍的纯洁性。”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句荒诞的妙语。
银河证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还了银行的贷款。后来大家都有意见，为什么不拿来发奖金？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前任落下的亏空，我着那个急干什么？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钱拿到手，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消息传出去，厅里都轰动了，都说好，好，好！算下来，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奖金到年终再发，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讨论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拉小一点，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显得孤立了。丘立原说：“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抛弃平均主义。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厅里怎么体现？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可日子还是要过吧。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现在也不敢了，不然过了线，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就犯了法呢。怎么办？大家也只有靠厅里。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在那一瞬间就下了决心，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来，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冯其乐说：“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把标准定下来，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导向渐渐明了，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构想是不对的。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话可以有很多说法，但不论怎么说，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结论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就指定办公室黄主任去草拟这个文件。等我出差回来，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五万，冯丘几位是二等，四万一，丁小槐他们是三万，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工人则只有二千八。他说：“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我说：“二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说：“他们，他们，……要按他们的意见，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义吗？”又说：“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才这么定的。”黄松林去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不把他们安顿下来，工作就无法开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他们会骂人，会感到心寒，会骂我是强盗，撕下脸皮来抢钱了。但也只能如此，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骂我是强盗，那也只好由他去。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不知我的难处啊！
晚上我还是到冯其乐家去了，提出把上面的人压下来几千块，把下面的人提上来一千块。我说：“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让别人在心里嘀咕，也许还骂几句，也没什么意思。”他说：“化工厅按这个比例贯彻下去了，风平浪静。”我说：“跳我想没有人敢跳出来，只是不太好。”他说：“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人减几千，那个影响就大了。我们也应该给办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逼他们去犯错误，中国文化还有个养廉的传统呢。养廉养廉，廉是养出来的。”我叹一口气，知道结论是铁定的，围绕这个结论可以有很多论证，反正是这些人自己在论证。好处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条理由也是捏出来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会小会上形成一种氛围，让所有人的思维进入已经设计好了的轨道，平均主义要不得！拒绝进入了不要紧，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而众人的心理，那样一种气氛，要靠舆论来引导。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认为什么东西自己都应该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这时电视正在放一个关于“三讲”的节目，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乐意不乐意当作标准。我指了电视说：“老冯你也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哼哼几声说：“我倒要去看看，那里就不是中国？每人一万三，就同意了，满意了，也乐意了，可能吗？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不可能，于是要群众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我要靠他们做事，口说无凭，非多喂几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讲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后的定稿会上，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说：“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你该得的，理直气壮！”这话从他口里出来，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是要在火上烤我啊！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他们都滑脱了。为了几千块钱，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辞：“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要别人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去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提出来，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你办件什么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这天下班的时候，在办公楼前我看见了小蔡，他站在公布栏前，眼皮往上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什么事要找我，我现在对人的动作神态的观察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了。我正与冯其乐说着话，小蔡没有过来，我想他是想找我单独谈。果然晚上八点多钟小蔡打了电话来，说有事情找我汇报。我想，哪怕是汇报吧，也不能说想汇报就汇报的，时间得由我来定。我说：“今天晚了，明天上午你到办公室来找我。”他连声说好。话说完了我故意拿着话筒不放，他那边也不敢先放下。持续了有十几秒钟，他在那边怯怯地说：“还有什么指示吗，池厅长？”我不回答就把话筒放下了。哪怕是打个电话吧，也得把层次体现出来，这些形式我不得不讲。
第二天上午总有人找我，快下班的时候小蔡才来了。我猜想他在门口已经观察了多少次，这才找到机会。我没叫他坐，他就站在那里，说：“有些情况想向池厅长汇报一下。”我点点头，他朝门口望了望，门是虚掩着的。我说：“没关系，说吧。”他说：“有人对厅里的领导心怀不满。”这个我心里明白，也不算什么新情况，要是他以为自己汇报了这些就是有功之臣，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凭空来事，我不会认帐。他见我没有特别的兴趣，试探着说：“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说：“来都来了，说。”他站在那里有点犹豫，显然我的平静出乎他的意料。我就是要别人无法准确把握我的情绪，自己心里想什么，都被别人洞若观火，那还得了？他说：“昨天下午政治学习，您知道，我们退休办跟办公室是在一个组的。会上就有人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他停住了，等我问是谁，讲了什么话。我偏不问，我不能被他牵着走，他只好说：“龚正开他说，中国人等清官等了几千年，也被误了几千年，这种清官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才出了一个包公，等不到怎么办？他居然在会上这样说，暗示太明显了。”我说：“你觉得他在暗示谁呢？”他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了手用衣袖擦了一下，说：“这……这非常明显，特别明显，极为明显。”我说：“你坐下说，坐下说。”指了指沙发。他说：“站着也挺好的。”可还是退了一步坐下了，说：“他说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他是在说谁呢？非常明显。”我说：“龚正开他说我没有？”他说：“那他倒不敢，但是，非常明显，当时有人在议论奖金的事，还有人说厅里的改革打了雷就不下雨了，他说了这个话。非常明显。”我说：“厅里有厅里的难处，大家不太理解，心里有点牢骚，我们也是想得到的。有牢骚就发一发吧，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这一说，他很意外地望着我，嘴唇微微颤抖，终于说：“那，那他也不能在会上说，我气愤就气愤在这里。”他这话倒讲到点子上了。有人会骂人，这是早就料到了的，可在会上说还提到理论高度，带有全盘否定的意味，这就是个问题了。我鼓励地点点头，小蔡马上就兴奋起来：“这种明目张胆损害领导威信的行为，我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容忍了他，明天后天就会愈演愈烈！那叫领导以后怎么工作？”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他们都在动脑筋啊！我说：“黄主任当时说什么了？”他说：“黄主任拿张报纸把自己遮住了，后来就走了。”我说：“好，你去吧，你对厅里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他走到门边，犹豫了一下，又走上来说：“他在会后还说了一句话。”又望着我。我说：“说吧。”他吞吞吐吐好一会，我鼓励地点点头，他说：“龚正开他说，一切新例都是老例，对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我觉得这话，非常明显。”我笑了点点头说：“去吧。”他转过身来点点头，把门慢慢拉开，斜着头看了一看，一溜烟去了。
他去了我想，小龚倒还是一个有头脑有想法的人，不傻。倒退十年我倒愿跟他交个朋友。可现在是现在，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就由不得我不坐在这个位子上考虑问题。有想法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想法也得给我把嘴闭紧了，装个哑巴。还在会上说，那还了得！还有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哪来的方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倒想原谅他算了，他并不坏，还可以说是好人。可原谅了他这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不行！这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情感本能的判断和从这个位子作出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前者须服从后者。人们常说某某人一上去就变了，他坐在那个位子上，不变行吗？卫生厅是我的领地，在我的领地上我得说话算数，还容得别人来多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碰到黄主任就问到那天开会的情况，他惶恐地说：“我开始在看报纸，也没听清是谁在说什么，后来就上厕所去了。小龚他是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话。”我说：“有人在会上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你应该站出来顶回去，形成健康的氛围，引导舆论的方向。在卫生厅工作，时刻都要记得自己的职责，要讲政治、改革开放更要讲政治。还要讲正气，这里容不得歪风邪气。那些人我不得不提醒他们，他要想一想自己不好好工作，分流下岗了他到哪里去，他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下次开大会我要重点讲，刹一刹厅里的歪风邪气。你不要因为自己多拿了点奖金就好像欠了谁的，心软口软，腰杆子要挺起来。大家都挺起来，阴风就刮不起来。奖金是厅里的，不是他们的。”黄主任连连说：“只怪我没认真听，只怪我看报纸去了，只怪我正好又要去厕所了。下次，下次。”这样我在心里决定了要调动龚正开的工作，这样的人不能在办公室。我绝对不能让下面的人感到自己是有一定的主动性有一定的权利的，哪怕是议论的权利也不行，不然很多事我就没法做了。要求对话的渠道？笑话！一对话那几十个问题都要提出来讨论，那怎么可能？有了你的就没了我的，这个话怎么对？还政于民？笑话笑话！早些年我对这种状况不满，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你图嘴巴痛快？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这样想了我犹豫了一下，这个决定违背了我的本性，我池大为不是这样的人。可马上我又对这种犹豫产生了犹豫，我要这么心软，以后谁会怕我？威信一倒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龚正开必须受到警告，付出代价，这才符合我真正的本性。这样想着我深感历史并不荒谬。有些人一生潦倒是必然的，他们只能如此，哪怕他们是人杰是圣者，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历史并不荒谬，甚至荒谬其实并不荒谬，认为历史荒谬是浅薄的。事情只能如此。
这天晚上正好胡一兵来了，我就把小龚的事给他讲了。我说：“我这个人可能不是当官的材料，明明知道该下手的时候，就是下不了手。”他说：“想不到你手下还有几个明白人。要是我我就要把他提拔上来，算个人才！他看事情真看到点子上去了，比有些名人还清醒。我前几天看了《生与死的选择》那部电影，反腐败的杰作，报纸上炒得火红我就去看了。我看了叹了三口气，一叹黎市长没有舍家舍己的勇气怎么办？二叹省委汪书记也参与了腐败怎么办？看了的感想是反腐败全凭人性的伟大，可伟大不起来怎么办？于是又叹了第三口气。整部电影就在宣扬清官意识，观念太陈旧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这一套不放手！这是教育我们老百姓呢，还是愚弄我们老百姓？弄出几个榜样让你们这些人去学，也给老百姓一点安慰，这不是笑话吗？作者是个名人，还比不上你的小龚呢。”我说：“这么说起来那我还得提拔他？提拔了别人也学了起来，我就被动了。”他笑了说：“这样的明白人多了几个，并不是你厅长之福。这个小伙子是不错的，但事情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我点头说：“好，好。”
这样我指示人事处把龚正开调到中医学会去，让他去跟尹玉娥作个伴。他想不到的事还多呢。既然他说了不要抱任何幻想的话，那就让事情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吧。说心里话我并没有低看了他，但正因为如此，我得给他一个警示，也给别人一个警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作为池大为我愿意跟他交个朋友，作为池厅长我得让他摔一跤，不是我想要他难堪，而是我不得不让他难堪，我只能如此。我甚至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难处，池厅长不是池大为，我是一个角色，只能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犹豫徘徊，让自己为难。也许有一天，我要用他，但先得熬一熬他的性子，少年气盛，不知道事情不得不那么冷漠残酷，不是谁想宽容就可以宽容的，熬几年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了，信口开河可不是喝蛋汤！
又过了一个月，我把小蔡调到了厅办公室。我并不欣赏他，更不相信他拿着四千二的那个等级会口服心服，以至别人发牢骚了他还要来汇报。这不是君子做的事情。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利。若有朝一日我倒台了，小蔡他的脸比谁都翻得快，尽管他今天捧我捧得比谁都恭顺细致。翻脸和恭奉其实都是出于同一原因。这样的人，我得警惕。但我还是决定给他一点鼓励，他是个明白人，我身边需要几个明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些事情单纯地看没有道理，但放到结构中看就有道理了，没有道理就是其中的道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胡一兵还有刘跃进开了车回家乡去。我坐在胡一兵的车上，大徐开了我的车跟在后面。快到丘山县的时候，胡一兵说：“是不是叫庞县长开车过来迎我们一下？”我说：“算了，摆什么摆？我还没有精力来对付他们。”入了县境刘跃进说：“前面就是下元村了，我们当年还在那里搞过调查的，是不是拐过去看一下？”就拐上了乡村公路。开了一段路刘跃进叫道：“停车”。胡一兵就把车停了。刘跃进指着远处一棵树说：“那年我们还在那棵苦楝树下烧野兔吃。”我们走了过去，刘跃进踢着一片杂草说：“就是这里。”我过去把草翻了一下，一点痕迹也没有。胡一兵围着苦楝树找了一圈说：“当年我把树皮削掉一块刻上了名字，找不到了。刘跃进你记错了地方没有？”我帮着去找，在手伸不到的地方有一块树皮光滑一些，我仔细看了，隐约还可看出“胡一兵”三个字。我说：“你看那是不是？二十多年了，你还低着头找！”胡一兵踮了脚摸着那一块树皮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许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名字还活在这棵树上，永垂不朽。”进了下元村，老百姓的房子比当年好些了，别的也没什么变化。很多小孩子围过来看，我们没下车，转了一圈就走了。
晚上我们去看班主任岳老师，他退休在家很多年了。岳老师又老又病，从床上爬起来。抓住我们的手就不肯放了。胡一兵说：“学校里怎么还让你住这么老式的房子，我明天跟庞县长说一声，叫他给侯校长打个招呼！”岳老师说：“要见上帝的人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你们没到我这一天，体会不到啊！我一辈子没有什么能说上口的事，有一点骄傲的本钱就是有你们这些争气的学生，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当了教授了，厅长了，知名企业家了。有学生如此，我一辈子清贫也值了，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岳老师的激动让人惭愧，他以为我们还认那个真呢。想认真也没法认真！谁认真谁走投无路寸步难行一生潦倒一败涂地，我也不是没认过真的人啊。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岳老师流了泪，我心里也只想哭。
回到宾馆，省卫视频道正在播放“惠利之夜”的文艺晚会，李智正在描绘惠利集团的美好未来。而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卫视台的常青藤杜芸。从全国赶来的明星们一个个在台上出现，有模有样。李智这么有模有样，杜芸也这么有模有样，而岳老师却如此潦倒，我心中被堵着了似地难受。又看到文副省长也出席了晚会，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胡一兵说：“明年最迟后年，看哥们我的吧，哥们我也会来这么一手呢，不就是几个钱吗？”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中，躺下熄了灯说话，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我们说到班上的同学，有人仍在大山深处当一个艰苦度日的农民，说到当年半夜口渴却停了水，几个人到井边把吊桶摇上来喝水，又说到那年搞农村调查的事情，说到青春的信念，这信念曾像日出东方一样坚定。突然，都沉默了。我们今日的成功超出了当年的想象，可真诚和信念却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只要将目光转向现实，思维就本能地驶向另一条轨道。在那里才有成功，而成功就是一切，别的说什么都变得意义暧昧，成为多余。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第二天中午请老师们聚餐之后，胡一兵刘跃进分别回家。我开了车，回山里去。县卫生局常局长一定要陪我去，我要他陪家人迎接新的千年，他怎么也不肯。把车停在乡政府，常局长陪我上山，熊乡长也跟上了。
听说我回到三山坳，全村人都出来了，都挤在秦四毛家门口。我是村里出的一个人物，是他们的骄傲。我在村里走了一圈，没有很大的变化，山还是山，树还是树，房子也还是那样简陋。若不是人的兴衰，时间就像没有从这里经过。秦三爹死了，马七爹也死了，我八八年跟董柳来的那一次他们还在。当年住的那间土坯小屋已经不在了，那里生长着一片小白菜。回到秦四毛家门口，我把准备好的信封拿出来，四十七个，每家一个，里面是两百块钱，我能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马二虎我给了他四千块钱，当年父亲入土，用的是他家的寿材。这样做了我心里还有点不安，他们太穷了。我临时决定支助村里那九个在读中学的孩子，每人每年七百块钱。
我要到父亲坟上去，都要跟去，我没有答应，就一个人上路了。七里山地，我走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很多年没有享受过这种宁静了。大山让人感到生活在它的怀抱之中是多么幸福，明知这是一种幻觉，我仍在幻觉中沉醉。
远远地看到父亲的坟，锥形的坟头已经扁平，被枯草覆盖。我心中忽然有一种怯意，不敢这么走过去，似乎活着的父亲在那里等待了很多年。上坟也需要勇气，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踏着枯草慢慢走过去，在坟前站住了。在这里，一个叫池永昶的人，我的父亲，已经沉睡了二十多年。他曾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态路经世界，然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消逝了。今天，我站在这里，在风中，在夕阳下，与父亲的灵魂对话。在这一刻，我不能相信那样一种冷峻的唯物主义，我强烈地感到了灵魂存在，生死相通。风在我的肩上，风中弥漫着枯草的气息，那样一种裹着干涩微香的熟悉气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息之中，父亲无数次地逃避着我对父爱的观察。我只能用心去感受他的目光，而装着毫无察觉。一旦四目相对，他就会把头扭向别处。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依然清晰，这是从不与人交流也无法交流的记忆。
夕阳的殷红像是从它后面流出来的，有着透明的感觉和立体的意味。它在群山之巅一动不动，沉静地注目人间。那边是它，这边是我，我们面对面相望，像有着一场无声的对话。站在这里，我相信世界上还有着一种不可描述的声音，不可解释的力量，那是超越经验的价值之源。夕阳的下面是一线红云，非常平整地舒展开去，像一只巨大的盘子，托住了那一轮金球。忽然，似乎有一只巨掌在下面猛地一拉，夕阳震动了一下，有一半就沉到云彩之中去了。剩下的那个半圆，光芒就强烈了起来，一线一线地喷射着，把山峰切割成一阴一阳的两个部分，群山之巅被染成了金色。终于，无可抗拒地，那金球全部沉到红云之中去了，云彩在瞬间变成了金色，中间的一块亮得透明，好像马上就会燃烧起来。透明的亮点在剧烈地沸腾，往两边伸延开去，刹那间，那一线云都翻滚起来，似乎要把群山，把我也裹了进去。夕阳在云层中挣扎着，把金色的云撕开了几个小孔，把这个千年最后的光射了出来。在云彩的下面，露出了一线弧形的轮廓，渐渐地生成一个半圆，往群山之中坠落，最后，在山峰之间剩下出一个金色的小块，一注阳光正对着我射过来，我似乎可能在这束光的牵引之下，腾空而起，融到夕阳之中去。这时，树丛中飞起了无数的小鸟，喳喳地叫着，争先恐后地朝着那一注光飞了过去，刹时融到光芒之中去了。紧接着，那一注光也消失了。山峰之上晚霞连成一片，使人感到了浪漫的神秘。然后，我还没来得及感觉，暮色四合，苍茫中大山隐去了黛绿，只剩下沉寂的轮廓。在无边的沉寂之中，一种声音在萌发着，聚汇着，由朦胧而清晰，缓慢而坚定地浮了上来。
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能够理解你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以你的方式面对世界。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你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我理解你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姿态，那样从容不迫地走了牺牲的道路，甚至不去细想这种牺牲的意义。在你看来，原则是不能够经过精心计算的，你是大智若愚。在没有天然尺度的世界上，信念就是最后的尺度，你无怨无悔。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的心中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的隐痛，无法与别人交流的隐痛，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请原谅我没有力量拒绝，儿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决心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父亲，我理解你，你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已经感到生疏，现在又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存在。可不知你是不是也能理解另外一种真实？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
我感到了眼角有些涩，眨一眨眼才知道自己刚才流了泪，在风中已经干了。我心中发痛，鼻子酸酸的，泪水又要冲出来。我紧闭双眼，咬着嘴唇，忍了下去。我在坟前跪下，从皮包中抽出硬皮书夹，慢慢打开，把《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轻轻地放在泥土上。十年来，我只看过两次，我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打开它去审视自己的灵魂。我掏出打火机，打燃，犹豫着，火光照着书的封面，也灼痛了我的手指。我拇指一松，火熄灭了。下面有人在喊我：“池厅长——，池厅长——”声音从黑暗中飘来，越来越近。我没有回答，再次打燃了火，把父亲的肖像从书中抽出来，把火凑近了，鼓起勇气看了看，像是一个活人在对面凝视着我。我像被那种目光击中了似的，身子往旁边一闪，浑身发疟疾似地抖了起来，上牙敲着下牙。我左手把书拿起来，纸已经脆了，一碰就掉了一块。我把火凑上去，书被点燃了。火花跳动着，热气冲到我脸上，在黑暗的包围之中闪着最后的光。我死死地盯着那一点亮色，像要把它雕刻在大脑最深处的褶皱之中，那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一点亮色在黑暗中跳动。“池厅长——，池厅长——”声音越来越近。我双手撑着泥土站了起来，在直起身子的那一瞬，我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布满了星星，泛着小小的红色、黄色、紫色，一颗颗被冻住了似的，一动不动。我呆住了。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