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年刚过，我打电话到医政处去，要袁震海把年前就布置的全年工作计划交来。袁震海说：“该死该死，这几天我父亲一病，我都把这事忘了。过两天吧。”我想谁都有个忘的时候，也没放在心上，把已经收上来的处室的计划看了，准备替马厅长起草全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过了两三天报告有了一个轮廓，可医政处那一块还空着。袁震海还没送计划上来，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也不去催，等着。又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我心里就火了。你袁震海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理解，让我为点难我也能忍，我还没有资格发脾气，我只是个厅长助理，可报告是给马厅长用的，这你是知道的！我气起来几乎就想空着这一块交上去，你袁震海自己去向马厅长解释。想一想还是忍了，报告没写完整，总是我的事。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该死该死，这两天实在抽不出空，明天一定送来。”我把火气压下去说：“马厅长明天就要这份东西了，他还要看，还要改，还要重新打印，下星期就开全厅的大会了。”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一定。”第二天我一直等到下午快下班了，几次打电话过去催，袁震海才派小田把计划送过来了。我对小田说：“我准备把你们处里这一块空着交上去。”小田走了，我想着有点不对劲，昨天我都把马厅长这面旗祭出来了，他还如此怠慢，他对我有怨气他就不怕我到马厅长那里参他一本？我怨气难消想着干脆放慢一点操作节奏，等马厅长催起来了，再把事情给马厅长说了，让他娘的也摔一个跟头。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我把马厅长的牌子都甩出去了，居然还不灵，这话马厅长听着舒服吗？我只好忍气吞声，连夜把材料赶了出来。这时已近十二点，我气得睡不着，就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公家的事你气什么，人生好比一出戏，气坏身体无人替。你睡不着，人家打鼾了呢。”我想想也是，想放宽心去睡，可心里那种被怠慢的感觉怎么也按捺不下去。人到了圈子里，那自尊心就没有办法不是超度的敏感。袁震海不仅是怠慢，简直就是戏弄！该死该死，他真的是该死！我睡不着，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感到还有一点别的意味在里面。袁震海他怎么有把握我不会把空着一块的报告往上面一交？真交了他怎么下台？他不止是怠慢我，还是怠慢马厅长啊，他敢，他居然敢！
想到这一点我心中划过一道闪电，又打了一个炸雷！马厅长今年五十八，按照二五八的政策，五十二不提处，五十五不提厅，到了五十八，厅长也要让贤了。十年来马厅长在卫生厅说一不二，谁不拿他的话当圣旨？难道袁震海听到了什么风声？不可能吧。我总觉得袁震海的行为有点异样，还是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我把报告的草稿交给马厅长，马厅长不高兴说：“那我只好周末加班来弄它了。”话不重，可比打我一个耳光还难受，我这个助理是怎么当的？袁震海的过错，难道要我跟他扛着？我只好把几次催袁震海的事说了，但没敢说打了马厅长的旗号去催的情节。连我这个厅长助理稍有怠慢都堵在心中沉沉的一块放不下来，碰了马厅长一下那还得了？我汇报了，就等于说他的绝对权威不那么绝对了，这话好听？马厅长听了说：“知道了。”我不再多说。
我总感到马厅长“知道了”三个字是有份量的，但想不透。马厅长会不会想着我是一个小人，为了保自己就把别人推了出来，所以他不置可否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这样我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也许还有什么内容，他明白了，但不点破。那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得想想，好好想想。
在听了马厅长的报告之后我深受鼓舞。我的草稿中谈的是今年的工作思路，可马厅长作了重大修改，把时间推上去了，连以后三五年的规划都谈到了，准备盖新的办公楼，准备把后面皮箱厂的地征进来，准备研究出几种能在全国打开市场的中成药，等等。信息是明确的，他马垂章今年不会下台。只要他不下台，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资历，就有了缓冲的机会。当然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肯定有人是很不高兴的。我去看孙副厅长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
可几天后的厅办公会议又使我的信心受到了动摇。本来马厅长准备把中医研究院医政科的左科长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这件事他也跟我透过风。可办公会议开到一半，准备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孙副厅长说：“马厅长有一种意见我觉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厅里提拔干部，主要从厅里内部解决，这是对厅里广大干部的关心，谁工作得好，就有机会，这条政策虽然从没形成文字，但厅里在马厅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是这样做的。厅里能够做到人心安定，工作顺利展开，用人的思路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之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先发制人堵着马厅长吗？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有点紧张，没有人接下来说话。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这两分钟比两个小时还长。马厅长说：“我原来有个想法，想把左文松同志调到医政处来帮助袁震海同志工作，是不是合适，大家可以议一议。”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是非站出来不可了，反正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我豁出去了，就说：“左文松同志因为跟我的专业比较接近，我还是了解他的，不论从专业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刚说完袁震海马上说：“我们医政处如果能来一个懂得西医业务的人，可能更好一些，开展工作更顺利一些，毕竟我们的工作对象大多数都是与西医有关的，不然就不太成比例了。”他在暗示厅里的干部学中医的太多，他敢！他居然敢！看来他也是豁出来了。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这件事，可真有点站队的意味了。马厅长说：“这件事有不同意见，暂时放一放，大家先议一议药品检查问题。”
事情很快就在厅里传开了，马厅长在六月份的去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为一个问题了。大家每天上班，私下里隐隐约约闪烁其辞但意义却非常清晰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星期天我去少年宫送一波上书法班，人事处贾处长正好送女儿上舞蹈班，见了我神秘地说：“你注意没有，领导上这一次没拍板，把事情搁下了。我在人事处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这后面莫不真有点什么风声？”我说：“你说呢，你搞人事的总该知道一点。”他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在省里有没有人？我方向不明夹在中间，做人容易吗？”我说：“没想到袁震海的胆子这么大，他敢站在领导的对面。”他说：“也有人说你的胆子大呢。”他又说了几句，匆匆去了。
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他下了我就完了。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马厅长下了，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他都是赢家。真到那一天，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一点生存空间，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去主持正义？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
我准备趁春节去朱秘书家拜个年，看能不能摸到一点风声。如果大势去了，我还得到孙之华家去拜个年。门难进，那也不得不进，至少我还没跟他撕开脸吧。门再难进也得进啊，只要他不把我拒之门外，看一看脸色也是应该的，不然我就真的撞跌停板了，玩完了。玩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想都不敢想。到了正月初二正准备去孙之华家，钟天佑打电话来说，明天同乡聚会，要我在随园宾馆门口等。我忙问：“小朱去不去？”他说：“有空他就来了。”我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了随园宾馆，口袋里装了四千块钱，准备抢着买单，不一会钟处长开车来了，招呼我上车，谁知旁边还有两个人也是上他的车的，上了车我说：“不在随园？”钟处长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又说：“文副省长今天可能会来。”到了城郊的丘山酒家下了车，已经来了几辆车。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家乡的酒楼。”就上了二楼。朱秘书果然在，我想，这是天要助我啊！老板来了，对着我们几个抱拳打拱，说：“今天大家看得起我一个做生意的人，让我作了这个东，这是给我脸啊！我特地请了做国宴的厨师来了。”中午就我们两桌，其它人一概不接待。大家相互认识了，大都是厅长一级的人物，只有我最不起眼。我的名片有上拿和下拿两种拿法，我把一叠名片拿出来，从下面抽出来，是博士导师，跟大家交换了。大家说着话，等文副省长来。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人家做干部工作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这么一点意思，就算一个信息了。我也不再追问，反正是不去孙之华家了。
等到一点钟文副省长还没来，大家都很有耐心，没有人催饭。崔老板不时地过来斟茶递烟，很知趣地不坐下来说话，他明白这里没他说话的份。到一点半钟文副省长来了，大家都拥到门边，文副省长说：“来迟了，好不容易才从梦泽园脱身出来，来看看大家，酒是不能再喝了。”又抱拳说：“这就给各位老乡拜年了，也代表梅书记给各位拜年了。”我想着既然梅书记的秘书能到这里来，文副省长跟梅书记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上来的第一个菜是烂炖牛鞭，接下来是红烧鸡冠，油卷兔耳，卤牛鼻，法国蜗牛，清炖山鸡等，都是没见过的菜，酒是XO。崔老板亲自布菜，却不上桌，也没人喊他入坐。我想着自己带四千块钱，真要我付钱，连酒钱都不够。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搏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份是1937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1938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搏器呢，安了起搏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厅里决定由我分管中医研究院。为了我工作的方便，马厅长在原来的院长退休之后，特地把那个位子虚着。这样我每星期到研究院去上两天班，自己开车去，当了副厅长后有了车，我马上学会了开车，这样方便。在半路上经常可以碰到大徐的车接了马厅长过来。
其实研究院也没有太多的事让我做，日常工作都由卞副院长卞翔处理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对那些小事情就没了兴趣，只觉得繁琐。好在卞翔也不愿我多管院里的事，因此大小事情不厌其烦。我明白他的心思，但这样也好，我们各得其所。两个月后我提名***升了副院长，又将人事科郑科长调到行政科去。他当年对我那样一副派头，我实在忍不住要出了这口恶气。虽然他见了我就侧着身子站住，脸上浮着笑，一副等着我作指示的神情，我还是决定不吃这一套。有一次他踮着脚走到我的办公室，试图对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纳我作一点说明，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呢。”他一听笑就凝固在脸上，嘴半张着不会动了。过一会才醒了似的，一步一步退到门边，转身溜了出去。
按照晏老师的交待，厅里的事情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很多次我都有那种想表达想发言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压下去了。晏老师说，马厅长是管事的，别人是办事的。这让我有点委屈，但还是把这当作一条原则。太能干太想表现自己是要遭忌讳的，跟马厅长共事的人，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例外，。当然，一旦马厅长作出了决策的事，我就全力以赴。我只对他负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研究院这边来，到了这边我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这种感觉使我忍不住去想象古代帝王的心态。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这件事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这只股票是五年前由研究院向省直卫生系统内部发行的，每股一元，当时筹了二千多万元，投到了研究院的中药厂，至今没有什么效益，钱却花得差不多了。气恼之中我真想把帐认真查一查，但这一查又会引发轩然大波，揪出一连串的人，安泰药业这块招牌也倒了，还上什么市？马厅长指示了不查，我也只好不查，让有些人空手套白狼了。原来买了股票的人怨气冲天，很多人守不住都流向社会了。因为无法分红，每股柜台交易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五毛多钱。
我把院里的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反复讨论了，决定了将安泰保肾丹作为突破方向，一定要搞出在全国叫得响的中成药来。攻关小组是七个人，我就是组长，由我领衔报了一个国家课题，又特地飞去北京活动了，也找了许小曼，批下来了。如果搞成了，让闲置在那里的机器转动起来，那是什么成色？人一辈子无非就是要做成几件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这一生，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还不死死抓住吗？
过了几个月安泰保肾丹搞出来了，临床试验的效果相当好，国家课题也结了题。有了这张王牌，股票上市的工作也有一些进展。我对有关的人交待了，上市工作的进展要绝对保密，厅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夏证券西岭营业部，看见***的老婆在门口跟人说什么，心中一动，就下了车，远远地观察，发现她在收集安泰药业的股票。一打听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八毛钱。回家把事情把董柳讲了，董柳说：“事情是你一手搞起来的，别人发了大财，你到时候两手空空，你想得过？”我当这个官时就下了铁一样决心，要向马厅长学习，不往发财的方面去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说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如此，这就是道理。可是道理还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到了一定份上，就要求他无知天欲，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可能吗？合人性吗？人是血肉之躯啊！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有偏见，有自恋，有特殊利益，因此他是非理性的，是不能从一个纯正的逻辑起点出发的。这个事实万古长存如日出东方一样明了，可大家偏偏要掩盖起来。应该怎么样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一回事，道理无法局限人性。最近省里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可有几个犯了错误的人是因为不懂理论？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这道理也只好对着天讲罢了。睁了眼看，哪里的公仆不在利益的核心之处？为什么我偏偏要例外？身边的人都在利用位置优先信息优先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发财，自己倒被抛到了一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犯法的钱，弯了腰捡起来就是，你不捡你不是傻瓜吗？人到了一定的份上，你想不发财，那也不容易啊！我说：“这个***，这么多年没出头，他也乌龟似地把头缩着，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他屁股就一撅一撅地沉不住气了，人它妈的怎么都是这个德性！”董柳说：“那你要人怎么样，他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我叹气说“是这个道理，真的没办法。”董柳说：“我明天也去收点股票回来，别人一捞就是几十万呢，吹灰之力！”我说：“你别去，你去了就别回来了。碰上了熟人，传出去好听？”她说：“我看见立交桥下有乡下人在收外币，后面有人请他们收的，我也去请两个乡下人。”我说：“你去登记身份证上董柳的名字早晚会传出去，别人不知道证券公司的人也会知道。”董柳说：“他们有纪律，不会说的。”我说：“没人想扔炸弹当然也就没事，到那天有人想扔炸弹了，他挖也要把这颗炸弹挖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她笑了说：“我用我妈妈的身份证不行？还有人知道我妈妈是谁？”我没做声，但我明白她安排这件事去了。过了几天她有点沮丧地说：“安泰药业柜台交易价已经涨到一块二了，还收不收？”我说：“要说合不合算，三四块钱也合算。”她说：“早几个星期收的人，现在就翻番了，只有一个月一万变两万多，做什么生意也没这么快，只有印钞票才有这种速度。”去年胡一兵劝我在招标中做一点手脚，那是违规犯法的，上面还有马厅长盯着，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再说投标的公司翻脸怎么办？可眼下既不违规也不犯法，却有大笔的钱赚，怎么可能叫人心如止水？人都是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绝不了七情六欲啊。我对董柳说：“你过几天看看再说，一块二还是太贵了点。”***的老婆五六毛钱就收到了，董柳却要一块二，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说：“***还是你推上去的呢，还被她老婆抢了个先手。”这时我对***有了一点看法，想着将来总经理的人选，还是优先考虑卞翔算了。
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一些数据还要经诚信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去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了，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过了几天董柳说：“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只有八毛多钱了，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幸亏我们没有买。”又说：“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材料都退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她不放心，一定要问我底细，我说：“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安泰药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了，我兼了董事长，还是让***当了总经理，他比卞翔令人放心。开盘价竟高达九块多。我参加剪彩仪式回来，董柳已经叫董卉去把收到的四万多股全抛掉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董柳兴奋之余还抱怨说：“就是你不把事情给我讲透彻，我还有几万块不敢动呢，要全买了，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我没费气力也不犯法就到手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可这是真的、真的。几天之后安泰药业涨到了十二块多，我简直不可理解。朋友问我内幕消息，我说：“小盘股潜质股，不过你最好不要买。”谁知一路涨上去到了十七块多，朋友对我都意见了。连朱秘书都打电话来问还能不能追，他是处级干部不能炒股，但他老婆在炒。我说：“叫我说是不能追。”结果涨到了十九块，我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自己手中的货都是九块多就抛掉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又过几天董事会在我授意下发表了一个风险提示，股价才逐渐回落了。
这天赖子云到我的办公室来，在门边站了，似乎是不敢进来。我指头勾一勾说：“有话就进来讲。”他慢慢走到我的办公桌边，我说：“坐。”手指点一点椅子。他摸着椅子边坐了，又站起来。这些年来我经常观察人的形体语言，我觉得圈子里的这种语言无比丰富而富于精细的层次感。你在一个人面前是否占有精神优势，这种优势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缩了。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一个人没有实力万事求人，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我要他坐下说话，他说：“不累，不累。”又说：“池厅长你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我看你跟别人还是不同。”我说：“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我说：“说吧，说吧。”他说：“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您……”我打断说：“说吧，说事情吧。”他说：“我，你看，我，我吧，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他一开口我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惨呢。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还拖到今天？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不懂这个道理？笑话。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要求人从理论出发，那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也是人的问题。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我在这个份上，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不讲不行，事情也得这样去做，不做也不行。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笑话。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我心里很同情他，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凄苦地一笑，说：“池厅长。”这声音里的哀怜，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份量。但我仍然面不改色，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让他抱有希望，那反而害了他。他说：“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那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荒唐的，也可以说是有罪的，罪该万死的。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又叹一声加以掩饰。我说：“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你知道，我没办法。”他说：“我让池厅长为难了。”我说：“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当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让群众满意，要为难的。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他告诉我，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就去拜访了马厅长，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希望得到谅解。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同来，但在评审时，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不让进入评审。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但还是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叹口气，摇摇头。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他今天进这张门不容易，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张门更不容易！郭振华快办退休了，他的日子还长呢。可惜我不是厅长，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除了他，还有几十个人被压了这么多年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他说：“现代社会有这样的事？”我说：“刘跃进说孔子死了，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凡事要讲一个秩序。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安的就是这个心。”现代也好，古代也好，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今一理。
可惜我不是厅长。这个事实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太阳穴上，并一直旋进去，锥尖就停留在大脑深处某个密实的部位，在那里钻出了一个等待填充的空白。焦虑和饥渴从空白之处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积聚了极大的心理能量。真有那一天我就说话算数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觉得说话算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的巅峰体验，而这个目标又是无止尽的。这时我更加体会到了权，还有钱的妙处。这两个东西不像饮食男女，满足以后就索然无味，而不能提供目标感。只有目标感才能使人觉得活着的意义，有成就，赋予人生这一场荒谬而虚无的游戏一种正剧意味。权和钱又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目标才具有无限的魅力，人永远不会有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感到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无聊和厌倦。
“你对厅里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厅长最近有几次这样问我。第一次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说：“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很顺利，大楼也盖到十六层了，公司也上市了，要考虑的事情厅里都考虑到了。”当他再次这样问我，并特别提到有什么可改进之时，我才有了一丝警觉，他未必是在考我？我说：“就照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要说改进，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改进的。当然省里部里再多拨些钱下来，还可以办几件事。”晚上我打电话给钟处长，先问春节聚会的事，顺便说了马厅长问我的事。他说：“我也说不清，你看看去年十一月七日的《中国人事报》。”他只能点到为止，但这就够了。我想如果到人事处去查找，贾处长是很敏感的，就干脆到省图书馆去了。这天的报纸有中组部部长的一个谈话，核心意思是要加快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我心里怦怦地跳着，要抓住要抓住啊，不然这一等，起码又是四五年。
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把事情对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有什么绝招没有？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以静制动。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两个凡是。我看了说：“懂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出来时晏夫人说：“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也不是个长法，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阿雅的事我知道，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在这些时候，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当然他也不傻，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到时候是要回报的。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我说：“我不是厅长，哼一声就算数的，给我一点时间，半年之内。”晏老师说：“你别在现在为难他。”我说：“现在是有点为难，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
马厅长再这么问我，我说：“我看厅里的事，凡是……只要是马厅长您的决策，都是经过了周密思考的，想有所变动也难。只要是马厅长您作的指示，我们都要贯彻到底的。”他说：“厅里的工作可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少，你替我想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沉吟了一会说：“想一想我竟想不出来，可能是我的思路还没打开。”他说：“这幢大楼，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我想想是不是有点道理？”我轻轻一拍桌子说：“以前有人有想法，那还是眼光短浅，可以原谅，今天还这么说，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他说：“还有一种说法不知你听到过没有？有议论说我们省卫生系统有些数据不那么准确，比如说湖区的血吸虫发病率？”我皱了皱眉说：“不会吧？几次抽样调查我都参加了。要说绝对的准确，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倒想这些议论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动机？”他就不做声了。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省里已经找我谈了话，按中央的精神，六十岁以上的厅级干部要一刀切，我该让贤了。”我吃惊地拍一下大腿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可能！现在六十岁才人到中年，马厅长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换了别人来掌这个舵，他掌得稳？”他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我说：“我们与您配合工作已经习惯了，来一个新领导也难得适应。”又带了感情地说：“特别是我个人，一走上岗位就是在马厅长您的扶持下工作的，回头看我走过的脚印，都是马厅长引过来的，马厅长您可不能甩下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以某种方式向省里汇报一下厅里的具体情况，我们厅里情况特殊，别人实在也接不上手。”他摇头说：“不用了，我只希望后来的人能稳定大局才好。”我说：“还要能够听得进经验丰富的人的意见，不然就把我们的工作部署打乱了。”他有些悲哀地说：“从来的新人都是以否定旧人另搞一套来标榜自己，我看得多了。”跟马厅长接触已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他有这种悲哀的表情，几次风浪中都没见过。悲哀居然跟马厅长有缘，这是想不到的。我说：“好在厅里几个人与您的工作思路都是一致的，不见得谁来了就另搞一套吧？再说他想搞就搞得起来吗？有我们在呢。”马厅长沉吟一会说：“我退下来的事已经定了，就不去说了，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连声说：“那怎么行，我……”马厅长指头一动截断了我的话，说：“你怎么不行？要学历，要学问，要职称，硬件都有了，年龄也正是时候，四十出头吧。掌握厅里全局的经验也有两年了。当然再过两年更成熟些，可惜没有时间了。”我几乎要流泪说：“马厅长，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就凭你信任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也要把没做完的事做下去。”马厅长说：“当然我只能推荐，最后定还是省里的事。想跨出这一步的人多啊。要跨出这一步不是件简单的事！其实在十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厅里的干部梯队问题，看出你是一棵苗子，血气旺了一点，年轻人嘛，放到中医协会去磨一磨你的性子。看起来你还是锻炼出来了。”离开了马厅长，我对他心存感谢，又想到连马厅长那么精明的人也会一本正经地担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厅里的事情没有了他就不行。他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在圈子里浸泡久了，特别是在巅峰呆久了的人，你要他有正常人的思维，也难。人有偏见，有盲点，因此奇怪并不奇怪，正如荒谬并不荒谬。
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身上乱拍打。我说：“这点汗毛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出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协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马厅长面前可别做出这副喜滋滋的样子，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它的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地低调做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引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是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这样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人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进度。”又说：“留一条通道吧。”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
马厅长现在最关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去向。他才六十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十九岁，要他去颐养天年，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两年前，市三医院一位主任医生在退休之后，精神很快就崩溃了，整天在家里念叨：“怎么不让我作贡献？”家里人也没有特别在意。谁知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他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件事我非常为马厅长担心，把深山中驰骋着的一只虎突然关进笼子，那是什么滋味？这些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扶着走过来的，凭良心我也得为他担忧。可他真的在一个什么位子上，比如说省人大的什么委员常委，或者卫生厅的巡视员，能够影响厅里的行政，那又是我最担心的。他在厅里的根很深，他在那个虚位上发出一种声音来，也会有人呼应。我想着如果厅长的人选不是我，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有天马厅长把我叫去说：“最近几天省里可能会找你谈话，你把厅里的工作做一个全盘考虑，准备一下。”我前趋了身子说：“如果是上面的政策，要一刀切，我们也没办法，从心里说，大家都是愿意马厅长带领大家干的。”马厅长轻轻笑一声，显然不太相信这些话，我也就不多说了。他说：“我今年不到六十，精力还可以，你看我做点什么好？”他做了一个手势，“钓鱼？”我马上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上面反映一下，能不能在卫生厅设一个巡视员或者督导？卫生厅还是不能没有马厅长的。”他摇头说：“***退下来做巡视员的几乎没有。”我说：“卫生厅有卫生厅的具体情况，有机会这个话我是要说的。”又说：“还有人大呢，上面总要考虑一下吧，至少是政协。”他说：“政协就没什么意思了。”这样我知道他的目标是到人大去占一个位子，就说：“说起来人大常委里也应该有卫生系统的人，事关全省人民的健康，在人大里也应该有我们的声音。”他说：“你这种看法与我的想法比较接近，省里的人如果谈到这方面，你把你的想法向他们汇报一下。”我马上说：“不是汇报一下，而是代表我们省卫生系统提出要求，强烈的要求。”他微微点点头，这个话题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他又仔细地交待了怎么跟省里的人谈话，大概要准备哪些方面的内容，我都拿笔记下来了。说完话我准备离开，站起来走到门边，马厅长后面说：“小池你过来。”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也不喊我坐，低了头不做声，两只手掌慢慢地来回搓着，好一会对椅子点一点头，我就坐下了。他说：“鸟之将去，其声也哀，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我们今天好好说会话吧，以后还不知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马上说：“以后的工作都离不开马厅长您的指导。”他有点悲伤地笑，不置可否。停停他说：“有些话跟别人我就不说了，跟你吧，”他顿一顿，我马上接上去说：“毕竟我是马厅长您一手带出来的。”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有些多余的话我还是说了吧。我在领导岗位上几十年，如果说有什么心得，那第一条就是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番话说得我心中冲了一下，这不会是在暗示我吧？难道我的想法他都知道？我不解释，一解释反而有了欲盖弥彰的意味。我不动声色说：“我记下了。”似乎他讲的是别人，而我是一个例外。他讲了好一会把话讲完了，我说：“记下了。”他轻声说：“去吧。”我忽然有点可怜他，正想找一番话出来表白一番，让他放心。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去吧，去吧。”我就离开了。
其实马厅长他可以等到六十五岁再退休，可以回到中医研究院去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带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他不愿这样做，我理解他，太理解他了。在那个位子上呆了那么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难以移易的体验方式，他需要别人对他恭敬，需要自己说话能够算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离开圈子，离开了圈子，他的世界就坍塌了。更何况他回研究院去怎么跟别人交往？周围的人有特殊的恭敬吧，他又不是厅长，这恭敬吧就显得滑稽，双方都会尴尬，没有这种恭敬呢，几十年培养出来的架子，放得下来？对他来说，没有恭敬本身就是屈辱。如果进不了人大，权力脱了手，他就要尝尝世态炎凉的滋味了。世界会因为谁是谁而例外吗？不会。对马厅长这种想法，我还是有一点反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厅长，退下来还要抓住一点什么。人对自己是有偏见的，人不可能放下自己。自我是人性难以超越的极限，不论他怎样表白，怎样故作豁达。想一想谁又能放下自己？想一想人抱有这种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却掌握了公共权力，这真的令人不敢细想。古往今来多少大人物为了一己之欲不惜流血漂杵，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比起来马厅长这点愿望又算什么。果然过不了几天我就被召到省委去谈话。我上楼的时候还很自信，腿上的肌肉往后那么一蹬，跨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种弹性。上了三楼到组织部，看到部长办公室几个字，腿竟有点发软。一个年轻的女孩接待了我，让我等着，说章部长等会就来，就带上门出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几分钟，心里就有点发虚，自己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被提出来，比如去年董柳收集股票的事？又比如三年前的那个传说？我取下报纸来看，对自己掩饰着心虚。这时章部长带着钟处长进来了，我立刻站起了，双腿并拢，肩往后靠，做了个立正的动作，手上却还端着报纸。章部长笑咪咪说：“大为同志来了，坐。”我本来准备了严肃的表情，看章部长很轻松的样子，也咧开嘴笑了一下。坐下来我在心里批评自己，毕竟是没经历过大风浪啊，这就有点失态了，以后怎么掌管一个厅？得把气度拿出来！我迅速调整了神态以适合现在的气氛，又感到了人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完全是由他与对面的人的关系来决定的，我还能像对***那样对章部长？
章部长说话开门见山，很快就完成了谈话，钟处长在一旁沉默不语，恪守着自己当配角的角色。我没有想到谈话这么简单又这么顺利。最后他果然问到：“你对马厅长的安排有什么想法？”我说：“这是省里决定的事，我没发言权，我想省里总会全盘考虑的。作为我自己，我只希望工作不要受什么干扰。毕竟马厅长在卫生厅工作了这么多年，他如果在一个位子上，还是有号召力的。他的话大家都服从习惯了，连我都习惯了。我要有点改革，还要靠省里支持。”章部长点点头，没说什么。我本来准备好了，他如果问我改革什么，我就要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他竟没问，我有点遗憾，也只好算了。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了两点，第一，如果定下来就尽快宣布。第二，宣布的时候希望文副省长能够到场。章部长说：“你的要求组织上会考虑的，文副省长一个月以后的日程都安排好了，要他挤半天时间出来，我会跟省政府办公厅联系。”我很担心拖延宣布，没有宣布总还是有变数，难保有人拼了命要跳出来，一宣布大家就安神了。又担心文副省长不能到场，那样我的份量就减轻了。
钟处长陪我下楼，到了楼下也并没有分手的意思。我就叫大徐把车开到省委大院门口去等。钟处长收起了沉默的表情咧嘴笑了说：“大为兄祝贺你了，你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说：“感谢组织上的培养信任。”他说：“正因为是最年轻的，开始讨论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处里的态度很明确，知识化年轻化不能停在口头上，卫生厅有几个人有博士学位又做出了两个国家课题？就在几个人选中坚决推出了你。”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组织上”太抽象了，现在不是说场面话的时候，我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哪一年才起步？就这么几年走到今天，没有大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你们四处。以前的进步是在厅里，这几年的进步完全在你们手里。没有你们，章部长文副省长哪会知道卫生厅有个池大为？”他说：“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努力。学位也有了，职称也有了，业务上也过硬，没有这些硬指标是压不住台的。再说你人缘也好，没有人跳出来唱对台戏。像你的情况，有人弄几条出来可能就搁浅了，年头没熬够。”我到了大门口，我跟他握手说：“一切都在不言中。”把他的手握得铁紧，拼命摇了几下。形体语言在这个时候比口里说那些感谢的话更有份量，而且能避免难堪。我说：“我们在下面工作的人全靠上面支持，不然几封匿名信就吃不消了，这些事情总会来的，前几年当厅长助理，还有人给我捏了个绯闻呢。”他笑着说：“别的错误我就不说了，人难免犯错误，经济上出了问题，谁也保不了谁。”我一拍胸说：“别的错误我难免会犯，经济上请省里绝对放心，我要往那方面动一点心思，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就把修大楼投标的事说了。他哈哈笑说：“好同志，好同志！”我说：“我跟章部长提的两点，你替我催一下。”抱拳拱一拱手，“还有，什么时候叫上小朱，我做东我们老乡聚一聚，把手机关了，过瘾地甩几把，还等到明年春节？太久了。”
回去的路上我想着怎么向马厅长交待这件事。我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想不到风平浪静竟解决了。多亏马厅长在那里压住了台，没人敢跳出来争抢。我越是感谢马厅长，就越是感到对不起他，也越是怕自己的工作受到他的牵制。他希望我说的话，我从反面去说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也没有力量超出人性的极限。我奇怪马厅长斩钉截铁地说对谁也能抱幻想，可他怎么还对我抱有幻想？我不想因为感恩而当个一事无成的傀儡厅长啊。谁又能放下自己？的确，没有马厅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当年他把我放在中医协会不动，不安排我去读博士，我这一辈子就注定一事无成了。到了这份年龄还当个老办事员，自己再怎么说人格坚挺，不为名利所动，是天字第一号忍者，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踏雪无痕的圣者，那也是屁话！在文章中写写可以，轮到自己是什么滋味？谁能放下自己？连那些鼓吹放下自己的大人先生们都放不下自己，最后都露出了自己最重要最正确碰不得的尾巴，这倒使人们看清楚了，他们的鼓吹不过是抬高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些年我看来看去，也看出了自己尊崇的那些大人物们，也并没有真正的力量超越人性的极限。世上的好东西你不去竭力争取就没有，到死都没有，死后更没有，没人追认，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芳千古的时代了。做个高人，隐者，君子？心如止水，冷眼看世界？恬然入定，谈笑说古今？老皇历翻不得了，人可不能骗自己啊！说到底还是要感谢马厅长。可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在他的阴影下工作，我想做几件事，不然我坐在那里不是尸位素餐？
我把谈话的情况向马厅长汇报了，只是把最后的部分修改了一下。我随即建议他在离任之后作最后一次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过了十来天文副省长章部长到厅里来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宣布我为卫生厅代理厅长，正式任命还要等下个月省人大会通过。关于我的事文副省长只说了几句，主要是说对马厅长的工作的肯定。马厅长坐在那里也很平静。上级对下级肯定得最充分的时候，总是在他退下来的时候，这也是游戏规则。没有人向往这种肯定，可是既然反正要下，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马厅长几次从洛杉矶打来电话，询问厅里的情况，又问还有别的消息没有？我知道这个“别的消息”就是他的安排问题。我已经从钟处长那里得到了信息，省里对他不会再有别的安排，吃了这个定心丸，我可以放开手脚干几件事了。但这个话不能由我来说，天下没有人喜欢报忧的。我只好回答说：“暂时还没有听到消息，是不是要厅里促进一下？”他说：“有机会你看着办吧。”如果是别人，我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谁有义务为你去促进？可对面是马厅长，我就背了一种心理包袱，再次来电话我就紧张，觉得欠了他的，的确我也是欠了他的。他来电话次数多了，我就有了一点不舒服，现在到底是谁当厅长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游戏规则他应该是懂得的。他把我看成了他自己的人，以前这是谁都求之不得的，可他现在还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就有点失态了。我理解他，一有了消息，他马上就会飞回来，所以总是忍不住要打电话。这使我感到他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神秘，那样坚强，神秘和坚强都是权力赋予他的。
对马厅长我说厅里的工作基本照旧，其实我已经有了几个动作。首先就是清帐。马厅长在退位前十几天在全厅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提到厅里的亏空是三千多万元。据我的推测，厅里亏空已经近亿。当马厅长一走，我就给省审计厅打了报告，请他们派人来厅里进行财务审计。我不能继承了这笔糊涂帐，现在不搞清楚，将来都要记在我的名下，那我还能办成事吗？审计的结果令我也吃了一惊，厅里的亏空是一亿三千万，我急得双眼发黑，拉下这么大的窟窿要我来填？我马上向省政府办公厅作了汇报，他们似乎并不着急，我才稍稍把心放了下来。这个数字我没有在全厅大会上传达，我得给马厅长留点面子，但在厅办公会上还是讲了，他们自然会传出去的，这就够了。做了这事我了却了一件心愿。想起来这是给马厅长脸上抹黑，我对不起他，对不起啊！看样子他是全部相信了我，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去搜寻信息，在电话中也没提这件事。想着以后无法面对马厅长，我又背了一种包袱。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这种无法面对的格局其实早就包含在客观情势之中，现在不过是随着时间推移展开而已。不光是我，谁在这个位子上也将面对这种情势，不同的是别人没有心理障碍。可不论我怎么想，事情总是避不开的。这天人事处贾处长来到厅长办公室，说：“池厅长，有件事要请示一下。”我说：“说。”他并没坐下来，还是站在那里，说：“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眼睛询问似地望着我，我忽然意识到，他在等着我让他坐下，我就做了个手势，他小心地在我对面坐下了。其实我认为他有事情坐下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从他的等待中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分量。早几年他把我从中医学会叫去谈话的情景我已经忘记了，我想当时自己可能是一直站着的。如果他当时招呼我坐下，那他还算一个好人，可惜不记得了。人还是这两个人啊，可情势完全相反了。权力就是有这么神秘的力量。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还敢说自己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吗？照应不照应，地狱天堂！
贾处长说：“是这么回事，那年跟舒少华起哄的那一批人，今年以为形势变了，都准备报职称，一窝蜂都来了，池厅长您看？”我说：“有多少人？”他说：“除了退休的吧，还有几个调走了，剩下三十多个，有那么十来个以前考了外语，过了两年就作废了，今年不能报，大概还有二十来个人。”我说：“我们全部的名额也就这么多！”他马上说：“是的，是的，那我们是不是……您看？”他的意思非常明白，还想把这批人压下来。虽然他跟这批人无冤无仇，可马厅长的意思这么多年来都是他执行的，他不想认这个错。我想，人真的是个可怕的东西啊，为了自己的一丁点利益，甚至一点面子，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几十个人为他牺牲。凭良心？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人不凭良心又怎么办？凭良心？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在我的经验中，良心只是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当年我去搞血防调查，那么多人谁凭良心没有？这几十个人的职称被马垂章压了六七年，又有谁凭良心站出来说句心里话？良心太不可靠了，这是个未知数。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简直就是欺骗。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我试探说：“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他也试探说：“我当然听从厅里的安排。马厅长交待过，基本上都按原来的方针办，池厅长您也是这个意思？”看来，在马厅长下来之前，他就到马厅长那里把我的底也摸去了。我说：“按政策办吧。”他说：“对，对。”他显然没领会我的意思，而按自己的意愿，把“政策”理解厅里的既定方针了。于是我换了一种口气说：“坚决按政策办。”他马上意识到了，说：“池厅长的意思……是按什么政策办呢？”我说：“你看呢？”他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望着我。我说：“除了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还有别的政策？”他这才恍然大悟，点头如捣蒜说：“对对对。党，国家，党。”又说：“这么多人，是不是分批解决？”我说：“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这些人被压了这么多年，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会耕田不会炼钢，更不会杀猪也没有脸去偷去抢，职称就是命根子，这里给堵住了，住房没有，工资没有，连病人都不找他，他怎么抬得起头在家里在社会上做人？”我说着激动起来，把右手比作一把刀，说一句就在桌子上砍一下，我砍一下，他的头就点一下。我说：“这些人的材料全部进入评审，至于名额问题，我想办法。”他说：“其实我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说话不算数，没办法啊，凭良心说谁愿做这样的事？”他还想解释，我说：“好了，好了。”他只好去了。
他刚走退休办的小蔡就进来了，站在那里说：“池厅长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我故意不叫他坐，看他怎么办。他仍然站着，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个问题，说：“有几个人在进行地下活动，想等今年职称评完了，再等马厅长回来，要跟马厅长打官司，说是要讨个说法，凭什么压他们这么多年？”我问他有哪些人，他说：“是舒少华在后面组织，但他没有职称问题，就不是当事人，不好出面，让郭振华打冲锋。”又说了一连串的名字。这个小蔡我不喜欢他，那年一起到万山红去没给我留下好印象，但他能来报告情况，我得给他一点鼓励，不然就没有下次了，这是游戏规则。我和气地笑笑说：“坐下说。”他说：“整天坐着，也坐烦了，站着还好些。”我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以后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告诉我。”点点头，他就去了。
我刚上台厅里就要起波澜，我怎么向上面交待？事情不是针对着我的，但担子在我身上。下午我把其它三位副厅长叫来开了碰头会，通报了情况。丘立原说：“我早听说他们要有动作，没料到他们要来真的。”早听说了却不向我通气，巴不得有人把炉子架起来烤我吧！可见小蔡那样的人还是少不得的，不然火烧到眉毛了才知道起了火。冯其乐说：“是不是向省里汇报？”我说：“那太大张旗鼓了。如果能从人事厅多要几个名额，把该评的人基本评了，再个别做做工作，看能不能在厅里就平息下去？事情不闹大，省里不会管，舒少华憋了这些年的气，就是想把事情闹大，而我们的方针是安定团结。”冯其乐说：“我跟人事厅顾厅长关系还可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又说：“有两个人我还是可以做做工作的。”冯其乐比我大七八岁，我升了厅长，他并没有特别的怨气，这从主动请缨可以看出来。我说：“谁还可以做几个人的工作？”眼睛望着丘立原，他只好说：“那我也承包两个人吧。”我给省委组织部章部长打了电话，把事情说了，希望他能支撑我，给人事厅打个招呼，他答应了。我又给耿院长打了电话，问郭振华的情况。他说：“已经办退休了，谈过话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上个月满六十，按政策是自动退休。”我说：“特事特办，郭振华推迟一年退休，工资关系从退休办要回来，这个人厅里要用他。”他还想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这是马厅长留下来的事，我来擦屁股，有苦难言。过了两天，我晚上开车到郭振华家去了。他老婆隔着铁门问：“找谁？”我说：“想找郭医师。”她说：“你是谁？”我说：“我姓池。”她对着里面喊：“郭振华，有个姓池的人找你！”郭振华跑到门边，不相信似地说：“是池，池厅长？”马上把门开了，拼命摇头说：“哎呀，哎呀，我家里的人不认识你，不认识你！”我轻松笑了说：“你夫人警惕性还是挺高的，是在公安局工作？”他笑了说：“昨天看了电视里，说找人找人，冲进来就杀人抢东西了。把她的胆吓虚了。”我在沙发上坐下说：“找你们耿院长商量个事，顺便来看看。”他夫人说：“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您来看我们？”我说了一些闲话，又说：“刚才听耿院长说，你快退休了？”他说：“已经谈过话了，按规矩谈过话就算数了吧？”我说：“刚才你们耿院长说，你们皮肤科的梯队没形成，他想留你一年，又怕你不肯，我说郭医师我认识，那年我家一波烫伤了，还是他看的呢，就自告奋勇来找你了。”他将信将疑说：“耿院长说了这个话？”我说：“他说了我说了都是一样的。像你这样的人才，正是干事的时候，退了也是医院的损失。你就给我一点面子，再干一年，把后面的人带带？”他还不相信说：“池厅长您，您，您这么看得起我？”我说：“我夫人在家里都念着你的好处呢，人好手艺也好，我儿子身上一点疤都没有，我们本来还作了有后遗症心理准备呢。”他很激动说：“既然池厅长留我，我就再干一年。”我说：“那我们就说定了，可不能反悔！”她夫人说：“池厅长您太看得起他了。”我说：“耿院长刚才说，你的职称还没有解决，特殊情况造成的啊，今年报了没有？没报赶快把材料弄出来。再晚几天就赶不上趟了。”他夫妇俩都惊呆了，半天说：“还报？”我说：“报！我说能报，谁说不能报？”郭振华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会有云开日出的这一天？我从九一年到九五年连考了三次外语都通过了，主任医师我报了六年啊！为了这件事我头发全白了，掉了一大半，我是戴的假发呢，池厅长！”他一把将假发扯去，果然只在边上剩一圈白发了。他拍着秃顶说：“看吧，看吧，我这些年过的是人的日子吗？”他又把头使劲拍了几下，“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他突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声音变了，嘴歪到了一边，脸挤皱着，眼泪流了出来。他夫人也哭了说：“我们家要倒苦水，三天也倒不完啊，池厅长啊！刚来的小青年都欺他，这么大年龄了，安排他值通晚班。值班不要紧，受不了那口气！我家老郭为了职称受气，哭都不知哭了多少次了，我陪着他哭也不知哭多少次了！马垂章他刚愎自用胡作非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一手遮天无法无天……”郭振华用力碰她一下，她就住了口。我是马厅长提上来的人，骂他太过就是骂我了。郭振华抬头说：“池厅长你给我机会，可我哪里知道今天会云开日出？哪里知道领导还会想起我？我没考外语！两年已经过了，过期作废。”我说：“特事特办！”一拍茶几，“我去帮你争取！”他双手抓着我的手，双膝曲了下去说：“那我真不知怎么报答你！”我说：“谈什么报答，又不是我池大为给你评职称。一定要说报答，你支持我的工作不就是报答？”他马上说：“一定支持，坚决支撑。我本来想着退休了，职称反正也没希望了，拼个鱼死网破，如果池厅长要我安静下来，我听你的！”我说：“您也有一点年纪了，火气大了对身体不好，静一点，把身体保养好，才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嘛。”出了门我想着这些人其实很容易对付，反正他们没有原则，自己就是原则。
其它几个人我就用电话召到办公室来，话挑明了说：“压了你们这么多年是委屈了你们，厅里对你们是特事特办，从上面要来了名额，够一个条件上一个，但如果闹出什么事来，省里不高兴，名额下不来了，厅里也没有办法。”有人说：“受了这么多年的压，就白压了，总要讨个说法。”我说：“今年评了职称就是说法，当年右派比你的委屈大吧，平了反就是说法。他们跟谁打官司去？坦率地说像马厅长这样下了台还经得起审计的人不多，你们要赢官司也不轻松，不脱几层皮是不行的。”我原来以为会费一番口舌，可只几句话就摆平了他们。我又一次感到了自己都理解不透的那种神秘力量。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是抬举了他们。
老贾在人事处已经有十多年，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总想维持，用起来不顺手。我不想让他难堪，可人在江湖，没有办法。我与其它几位副厅长通了气，准备把他调到红十字会去。我说：“贾亦飞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跟不上改革形势的要求。”他们就同意了。贾亦飞知道这个消息，如丧考妣找到我说：“池厅长我犯错误了？”我说：“组织上正常的平级调动嘛！”他在人事处这么多年，知道“组织上”是怎么回事，说：“其实池厅长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其它的想法我都没有。”我又解释了一番，他还不肯放弃，我索性说：“厅里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干部，有人想跟你打官司你知道吗？你换一个位子，就不在火山口上了。”他痛心疾首说：“我从来都是执行厅里的指示，我能不执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锣丝钉，组织上把我拧在那里，我就得在那里使劲啊！”我说：“现在放在红十字会，那里正是要使劲的地方，好好干吧。”说着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倒下去，捏成了一个拳，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表示“无须多谈”动作。他马上就领会了，不再说什么。当了厅长以后我越发觉得形体语言是有着神秘的力量的，在厅里大小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打着手势说话，别人说话手都得规规矩矩放着，这是游戏规则，绝对不能逾越。只有当我不在场的时候，其它副厅长才可打着手势说话。我偷偷观察过，丘立原的手势很自然潇洒，但只要我一出现，哪怕他话说到中间，手势就中止了。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马厅长将从美国回来，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他在美国，没人请示汇报，没人敬之如神，他怎么呆得住？知道他回来我有点不快，如果能再呆半年八个月就好了。我派了小蔡去上海接他，小蔡为难地说：“厅里派我去我没有话说，可是我怎么跟马厅长讲？我心里还是怵着他的。”我说：“你照顾他们夫妻一路平安回来就可以了，别的事他不问你不提，他问了你就实说。特别是官司被平息下去的事，你实话实说。”马厅长到达的那天，我亲自带了两辆小车去机场迎接。事情我得办，那没有办法，可马厅长从心里说我还是想对他好。他们一过出站口，我就从马厅长手中把提包夺下来提了，丁小槐又从我手中把提包接过去，我把沈姨的包接过来，又有大徐接过去了。我看马厅长脸沉着，知道小蔡已经把审计和评职称的事说了。我问马厅长一路的情况，他爱理不理。要是早一年他这样对我，我真会有利剑悬首的恐惧，可现在心中却很轻松，甚至觉得他把脸色做给我看有些可笑。好汉不提当年勇，古人这话真是说到骨头去去了。时过境迁，当年的英勇，能提吗？要耐得住今日的寂寞忍得下今日的气，那才是好汉。当个好汉，可不容易！
第二天我就指示计财处的人到马厅长家去为他报帐，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跟马厅长见了这一面，看过了他的脸色，我的包袱反而放下来了。人在这个位子上，就想做点事，背着人情包袱能做什么？我是人在江湖，别无选择。毕竟自己是从山村走出来的，毕竟自己在下面苦了那么多年，毕竟，我是池永昶的儿子。我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人到这个份上不容易，上来了就要干点事，给自己一个证明。当然这点可怜的证明对世界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毕竟是我在干，这是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自己跟别的官最大的不同，就是还有一点平民意识，愿意从小人物的角度去想一想问题。把郭振华他们那一批人解放了，了却了一种心愿，也赢得了厅里上上下下的口碑。下面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华源那几个县的血吸虫发病率调查清楚。一方面我不能背这个包袱，将来认真查起来，发病率不是从我手中上去的，另一方面也想为那些无助的乡民争取更多的救助，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这件事做起来，无疑又是在马厅长胸口戳一刀。
这件事我决定了马上就做，可做起来又颇费思量。部里省里没有布置，我凭空做起来，把真实数据弄出来了，省里不见得高兴，屎不臭，挑着臭！还会留下我过于追求政绩，贬低前任抬高自己的印象。我仔细考虑了，事情得从下面做起。
我的打算是叫华源县长港乡的乡民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把情况反映上来，叫厅里的《群众卫生报》登了，再想办法让北京的《中国健康报》转载，这样就有了气氛，再以此为依据向部里打报告，请许小曼帮助推动，申请一个特别项目下来。这样省里没有话说，马厅长也不能怨我了。这样我得用一个可靠的人，派他到华源去，帮助乡民把信写出来。我想了一下，对小蔡还是不太放心，就把厅里的名单翻了一遍，觉得办公室的小龚还可以用。他比小蔡晚来两年，人倒还很朴实的。前几天我看见他抱着两个西瓜从外面进了大院，抱不起了，我过去接了一个放在地上，让他休息。问他怎么不向卖瓜的要两个塑料袋兜起来提着，他说：“塑料袋能少用一个就少用一个，大家都在讲环保呢。”现在还真有这么认真的人，我倒觉得奇怪。环保我天天挂在嘴边讲，可从来没往这些小地方去想过。
我打电话把小龚叫到办公室来，他进来叫一声“池厅长”，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了。我心中有一丝不快，可还是觉得他的人格比较正常。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我觉得那样很无聊，但也明白无聊有无聊的道理。回头一想有道理也还是无聊，再一想无聊还是有道理。天下的事大多如此，生活的辩证法早就为人们设置了他不得不去做那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理由，一个人跳不出辩证法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对小龚从七年前去华源搞血防调查说起，最后才说了我的计划。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我把右手掌一挥，五个指头依次一晃，捏成一个拳。他竟没有领会这个信号，还建议我直接行动。我说：“也是为了照顾一下老领导的情绪吧。”他就没说了，带着我的短信去华源找血防办苏主任。
一个月以后群众来信登出来了。小龚向我汇报说，信是他起草的，但说的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大，上湾村一百多人，就是有四十多个患病的，其中有九个是大肚子。这是苏主任替我找到的一个典型。我把血防办江主任叫来，他进来畏缩地站在那里。我说：“老江，这期的报纸看了？”他说：“看了。”我说：“看了这封信我心里很难过，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手足无措说：“池厅长，你是知道的，……”我说：“我去过长港乡我怎么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比这还惨！我想给部里打个报告，争取一笔特别经费，你去起草。”他连连点头去了。编辑收到这封信首先给他看了，他还想扣下来，怕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说华源的苏主任给我打了电话，有这么一封信，他才退给编辑。上面的人都像他这样冷漠，老百姓的苦吃起来就没个边了。想一想要世界凭良心，那靠得住吗？又过了半个月，信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我把江主任写的报告和两张报纸一起用特快专递寄到部里去了。
两个月后抽样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华源东源几个县里的发病率不是百分之三点几，而是百分之六点一三。我把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和部里，部里很快就拨了两百万，省里又配套两百万，划到了这几个县，专款专用。可谁来保证钱都用在病人身上？我组织了八个医疗队下到这几个县，自己亲自带队在下面跑了半个月，走了四个县。又再次去长港乡看了，在那里呆了三天，给几十个人看了病。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可总好一点吧，也了却了自己多少年来的一件心愿。
从这以后马厅长就不再到厅里来。我知道他心中会怎么想我，他看人看走眼了。可换了谁也不会有别的选择，人在江湖！这时我明白了马厅长为什么不住在大院里，他想得深远，其实他早就有了世态炎凉的心理准备，像施厅长那样让自己的软弱无力天天暴露在以前的下属面前，那不是他的风格。
大楼盖起来了，厅史陈列馆的事再也没人提起。马厅长题写的“锦绣大厦”和“厅史陈列馆”条幅放在厅办公室的抽屉里，人们都忘了似的。看着一楼大厅一千多个平方，还没装修起来就有那么气派。现在想起来，把临街的风水宝地间开了做厅史陈列馆，这真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因为个人的因素，荒唐的事情也可以进入程序。如果马厅长不下台，这件事还得有模有样地进行下去。哪怕自己良知往左边想吧，事情还得往右边做，不做行吗？
绵绣大厦怎么处置，厅里开了办公会定不下来。我想胡一兵在搞房地产，他有经验，就开了车跑去向他请教。他一开口就说：“把它卖了，正好你们欠了银行那么多钱，卖了就还清债了。”这个建议倒使我大吃一惊，说：“我一上台就卖家产，过了几十年别人还要戳我的脊背呢。”他说：“要是我当厅长我就把它卖了，说起来别人也不会说是你盖起来的，卖了拿这笔钱在偏一点的地方可以盖出两幢来。”又说：“说老实话房子不流通，就是钱不流通，钱不流通怎么会流到自己手里来？”我说：“你原来打的这个主意，那我还有点怕。”他说：“怕什么，当官不发财，请我还不来。你有了今天，你想不发财，那不可能。”我笑了说：“想发财而不可能，那是可能的，想不发财而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他也笑了说：“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这个八字我算死了。”我说：“我什么错误都可能犯，搞腐败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听不懂！你知道有些人养得有多肥了？报纸上天天警告贪污腐败亡党亡国，你以为有些人把警告当回事，怕亡党亡国？亡了国大批财产没了主人，他就是主人。苏联有样子摆在那里，他们心里想得滋滋滋滋的呢。远的不说，云阳市的市长最近揪出来了，受贿四百万。你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云阳市还有六十万人没脱贫，我睡不着觉啊！真是幽默大师，大玩家啊！如今的大师玩家遍地开花，我还相信谁在认真？”我说：“你在说我？”他说：“说你也没冤枉你。”我说：“那你看错我了。”又说：“这些话你别跟我们卫生系统的人说，大会小会我还是要露脸的。”他说：“我不说人家就不会想？他又不傻。你还想青史留名？那是陈腐观念了。”我说：“总之你不能说。”他笑了说：“那我们还说大厦吧。操作得好弄出几百万，无声无息，你不想？你想了我就帮你订个详尽的计划。”我说：“你别吓我，你别吓我。”他笑着说：“吓你？你说我吓你我就不说了。房地产我也搞了几年了，我看少了？说老实话做都不止做三五七八次了，如今不用钱把权买过来，你想赚钱？”
我没接受胡一兵的建议。我早就下了死决心不做越界的事，难啊！我叫基建处请人对绵绣大厦作了评估，值一亿二千万。听了这个数字我有点心动，用这笔钱把后面的皮箱厂收进来，有二十来亩一万多个平方的土地，盖了办公接，还可以盖几幢像样的家属宿舍。卫生厅中高层干部的居住条件比不上别的厅，很多人都有意见了，我上台了也得在这里烧一把火啊！马厅长在他们不敢说，现在都提出来了。若我打着这个旗号把大厦卖了，自己从中插一手，落下几百万是神鬼不知。两年前有机会我不敢弄，上面有马厅长，现在我怕谁？想起钱可以这样到手，事情还可以办好，真是忍不住心跳，人总是人啊！
我把这个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他们都同意，他们早就想换更大的房子了，可没地皮盖，把皮箱厂收进来，问题就解决了。丘立原说：“房子不盖就不盖，盖就一步到位，化工厅的厅级是一百五十个平方，我们搞幢一百八的，要有超前意识。”说来说去竟形成了一种气氛，好像绵绣大厦要不卖都不行了。
这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凌若云打来的，说找我有事。我想是不是她回心转意了，要我在中间撮合。我要她八点钟来，她说：“稍微晚一点吧。”十点钟她来了，手里提了什么送给我。她坐下说：“听说你手中的绵绣大厦要卖？”我说：“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刘跃进的事呢。”她甜甜地笑了说：“过去了，咱们就不提了。”我说：“那我们说房子，刚刚有这么一点想法。”她说：“我就是为房子来的，如果要卖，我们金叶置业想买。”我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不卖。”她说：“其实我都知道你们基本定下来要卖了。说老实话几百间房子要你们一间间租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们也没有系统化管理物业的经验。”我笑了说：“公关部的经理来攻关了。”她说：“我都忘记给名片给你了。”名片递过来，竟是金叶置业的副总经理，我说：“高升了，高升了。”她说：“大家都在进步，池厅长您进步更快，不然我们坐在一起也不是谈物业，而是谈刘跃进。”她的口气刘跃进竟是比物业低了多少个档次的话题。我说：“我们已经请人作了评估，估价是一亿六千万。”我以为会吓她一跳，谁知她不慌不忙说：“我们知道评估的结果是一亿二千万，但我们也请人评估了，不会超过一亿。”我慢吞吞地搓着手掌，说：“一刀就砍下去几千万，这样谈就谈不下去了。要不你们派人来跟我的基建处长谈？”她轻轻地笑了说：“当然是要跟池厅长谈，我就是想跟你个别谈，不然我今天也不登门拜访了。”我把笔记本打开看了看说：“还有好几家公司向我们提出了申请，我们准备竞标。”她眼睛盯着笔记本笑了说：“来竞标的公司以后我不能说没有，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情报从来准确。”我没想到金叶竟这么厉害，马上说：“不说远了，胡一兵的公司就提出来了。”她瞟我一眼含笑说：“他有几张钞票我不知道？蛇吞象也要等蛇长大了才行。”她的口气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最近你去看了刘跃进？”她说：“我们还是谈物业，谈物业。”我说：“很难谈下去。”她说：“我今天来挂个号，池厅长您再考虑考虑，卫生厅的事，还不是您一句话？”她起身告辞，走到门边说：“池厅长我们毕竟是朋友，您信不过别人，您绝对相信我，我是把朋友看得很重的，也是从来不随便乱说话的。”开了门我不再说话，她也不说，用手把我推了进来。我想她的车停在楼下，会不会有人把车牌号记下来？我从窗户看去，楼下并没有车。有人在楼下等她，一起向另一幢宿舍走去，在那里上了车，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董柳在客厅里说：“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谁送的？”我说：“是你从董卉家里带回来的吧？”记起昨晚来了三个人，谁送了东西，我怎么没印象？过一会我起来了，看见沙发下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昨天谁进门的时候仿佛提了这么一个袋子。我洗了脸刷了牙，走过去轻轻踢了一脚，有点份量似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牛皮纸包的几包东西。我叫董柳递过来一把剪刀，把纸绳剪开，里面是十扎百元的钞票，数了数一共六包。董柳说：“谁会把这么多钱忘记在这里？”我说：“那只有凌若云，她想买锦绣大厦呢。”金叶置业想用六十万从这里拿走二千万，这个算盘拨得再精也没有了。公家对私人的生意是这个做法，血早晚也要抽干，怪不得那么多国企一家一家倒了。我说：“怎么办呢，守着这点东西我都不敢去上班了。”董柳说：“事办得成不呢？”我说：“你真的想要？不能要。”要说吧，我说话虽然不像马厅长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精心操作，事情还是办得成的，六十万呢！六十万摆在你前面，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的了，真忍不住心动。人毕竟还是人，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啊！要说谁恨钱，那是假的。再说昨天没有一个字提到钱，就算凌若云身上带了录音机也录不到什么。这时我对那些在经济上过了界线被判了刑的人有了理解，甚至同情，有这样的机会送给他，又要求他心如止水，那合人性吗？这考验的确太残酷，经不起考验实在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人总是人啊！我把钱抓起一扎来看了看，对董柳说：“可别是假钞！”摸了几张，不像。这一摸我有点紧张，好像是在摸自己的钱似的。我说：“这么重也亏她提得起，我都没注意她怎么提进来的。应该向政府建议发行五百面值的票子，她就没这么辛苦了。”刚上台时我就下了死决心，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做。以前想着要违法总是很困难，却没想到这么轻易，违不违法，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一念之差。我坐在沙发上呆了好一会，额头上汗都渗了出来。我不敢再去摸那些钱，对董柳说：“包起来吧。”董柳说：“我家池大为还是个好人呢，怕钱。前几天我们医院里还有人开玩笑，要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发明一种厌钱厌色的药，谁要想当官了就得打一针，看见女人和钱就呕吐，愿者上钩。你倒是只打半针就行了。”我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打张金床给我睡，我还会着凉呢。”董柳说：“你不敢拿这钱也算了，别说钱没有用的话。钱没有用，那什么有用？”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三四十万吗？有这么多跟几百万也没什么区别。”她说：“现在别人都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你的儿子不比谁的儿子低吧？我就有这个理想，别人有的我就要有，只说这一件事，没有几万美元就拿不下来。”我说：“为了几十万块钱把这个位子丢了，那我就太得不偿失了。将来建一幢一百几十平方的厅长楼，那不就是几十万一套？”董柳说：“东西你暂时收着，就说没看到，事情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说：“天下有那样的事？她不派刺客刺了你才怪呢，这是交易，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十倍以上回报的。”下了决心我说：“想用六十万拿走我几千万，也太小看我了。”我想了想，事情还可以稍微作点发挥，这是个机会。我给冯其乐打了个电话。一会冯其乐来了，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就把钱给他看了，说了昨天的事。他说：“你在这个位子上，这样的事总难免。”他倒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说：“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你说怎么办？”他说：“送给你的当然由你处理。”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一人一半，想一想又开不得。我说：“钱只能退回去，交上去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我有家有小的被弄一家伙也吃不消。请你来是想请你作个证人，六十万都在这里，我全退回去了，他们要赖我也赖不上。”我按名片上的号码给凌若云打了电话，说：“这里有一袋东西，不知是不是你忘记在这里了。”她说：“几条烟是我们董事长送给你的。”我说：“哦，你拿来的是烟。这袋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鼎云置业送给我的，我还没看呢。”她马上说：“我拿来的是六条烟，放在沙发下一个黑塑料袋里。”我说：“事情我们慢慢谈，烟我是不抽的，现在全国宣传戒烟，我当卫生厅长还抽，形象不好！”她说：“我们董事长说了，价格方面还可以谈谈，可以考虑再加几个百分点。”我说：“这点东西有那么沉，不像烟，不是你的我再问问鼎云的杨经理。”她说：“池厅长你真的不感兴趣？那我马上就过来拿。”一会她来了，我说：“东西还在沙发下面。”她提起来说：“池厅长，说真的我还没碰过钉子，想不到栽在朋友手里了。”我用手指比划说：“我的胆子只有这么大。”出了门有个男人把东西从她手中接过去，一声不响去了。
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了，就成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把这个想法给工会陆**说了，他说：“池厅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会当然是支持的。说起来有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他的手长，只有他扒得到。”他打了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我有点反感，跟我说话就不能文雅一些？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池大为了。他说：“池厅长你去调查一下，我们厅里买的办公用品，批发的比外面零售的还贵，哪里有这样的事？基建处进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价格？医政处分钱是怎么分的，丁处长给自己发超工作量奖，一发就成千上万，别人心里有意见，还装作不知道呢。”去年医药管理局成立，药政处撤销，马厅长把丁小槐安排到医政处当处长。我说：“所以这都是问题。我想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搞一个条例出来，先叫各工会小组讨论，厅里不设条条框框，把正确意见形成条例，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通过了就按章办事，我也省点心。”陆**说：“做这件事厅里有决心没有？我就怕工会真的一动起来，爬到半路厅里又把楼梯抽走，我们就下不来了。”我把手一挥说：“厅领导都统一了思想，谁敢抽楼梯？谁抽楼梯谁就是不敢见阳光，害怕公开性，想堵着别人的嘴，我们大家盯紧他。”他还犹犹豫豫说：“会有阻力的。”我豪爽地说：“办一件事哪有没阻力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才是高境界！怕阻力你就不下河了？”他问：“那职代会只有一个多月了，厅里怎么安排？”我说：“我先作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厅里的决心，吃颗定心丸，畅所欲言。然后分工会小组讨论，把意见收上来，工会归纳一下，形成条例。”他说：“这样好，这样好，池厅长您这么快就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了，肯定大家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去了，一分钟以后又转来说：“工会小组讨论，其实还是分处室讨论，大家很难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说：“在办公大楼还有传达室和家属区专设几个意见箱，发动大家把意见投进去，补充讨论的不足。这一点我作报告的时候也会讲。”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冯其乐说：“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怎么相信怎么依靠，不能放空炮，总要找到一种途径，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领导是服务，来点真的，服务还怕监督？干部是公仆，也来点真的，公仆还压着主人？干部是公仆，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写在书上，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到实处，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要靠制度保证，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冯其乐不说话，看着丘立原，丘立原说：“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我不怕群众监督。”我说：“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丘立原说：“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冯其乐说：“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乱了章法，削弱了厅里的领导。”我说：“我们就相信群众试一试，他们不懂道理？会乱来？厅里掌着舵，章法也乱不到哪里去。”冯其乐说：“池厅长你真有信心？”我望了丘立原说：“你呢？”他说：“我有信心，我有。”
老冯说怕乱了章法，我想这个章法是什么？无非就是官本位罢了。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超度敏感，除了上级，其它人谁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舒少华郭振华就是榜样。又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手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一点给自己？人嘛。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口封起来。思想解放到了今天，真解放假解放就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改了一切都改了，这个不改，一切改的意义都有限。哪怕我自己是个官吧，我也想碰一碰这个东西。改革不改自己，就是一句空话。靠什么领导？不靠行政权威，靠人格魅力。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非行政性权威。想到这个我很兴奋，将来总结经验，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凭职位压着别人服气，那不叫本领，甚至也不叫领导。这时我头脑中冒出一连串的词，我连忙用笔记下来，怕忘记了，将来都可以写到经验总结中去。
过了几天各工会小组讨论了，我把讨论纪要找来看了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建议。我还有点失望，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再过几天陆**提了塑料袋来找我，说：“书面意见都在这里了，大概有一百多份。”我说：“沉默的人还是大多数。有署了名的没有？”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抓起一把看了看，大多数都是打印的，竟没有一个是署了名的。我说：“大家还是有顾虑。原来的领导方式几十年一贯制，现在让他们作主人，一时还不习惯啊。就像哪部剧里的贾桂，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他说：“意见是不是交给厅里？”我说：“以工会的名义收集的意见，工会处理！厅里就不插手了，你去组织人整理出来。分成几大类，作为我们订条例的基础。”我交待他让小龚参加整理，他说：“他对这件事倒还有积极性。”
在整理的那几天不断有尖锐的意见传到我这里来，陆**有点担心。我说：“这才是群众真实的想法，平时也没有一个表达和对话的渠道，被压住了，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大道理不能停在嘴巴上。不让别人说话，道理很多，这个道理那个道理都不是真的，自己特殊利益不能触动那是真的。高明的领导不靠压服，别人提几条意见这让他七八年评不了职称，那叫什么本领？靠什么领导？靠人格魅力，靠非行政性权威。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不能太相信自己，自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有偏见有特殊利益的冲动。他应该有勇气去培养监督者，培养反对派，那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什么是英雄？当代英雄不是项羽关羽。为了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开，那才是英雄呢。”陆**说：“池厅长一番话真使我茅塞顿开，读了博士的人到底不同，有现代意识，高明的领导就高明在这些地方。池厅长您是下了决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接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问：“是谁？”她说：“你猜。”我就知道是孟晓敏了。她叫我猜，我如今还跟她玩这个游戏？就说：“这位同志你有什么事就快说，我马上就要开会去了。”她在那头撒娇说：“当了厅长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忍不住笑了说：“把你的声音剁碎再烧成灰我都听得出。”她说：“池厅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跟她有三年没联系，都把这件事放下了，她突然又打了电话来，必是有什么事。我现在正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去见她合适吗？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她说：“一定要有事才能见你？”我说：“我很忙，真的很忙。”她说：“我就是有事要找你，你今天忙，那我明天再打电话来。”我说：“你有什么事现在在电话里说可以吗？”她不高兴了说：“我这个事电话里没法说。”我只好说：“那么好吧，过半个小时，九点半，我来接你。”她说：“晚上不行吗，晚上气氛好些。”我想着董柳晚上把我管得紧，到哪里去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不想节外生枝，就说：“晚上有了安排。”她提出要到裕丰茶楼去，我想着绝对不能碰见熟人，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我说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她到那里去等。放下电话，我觉得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非常重要，自己有个独立的空间，说话自由，有个秘书在一边就扫兴了。
我开车去中兴路口，总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人跟着我，现在连私人侦探都有了，万一有人出于政治目的来了这一手呢？我开车拐了几个弯才向那里去了。孟晓敏穿着黑色的套装站在那里等，看上去还是那么苗条，生机勃勃。她在东张西望，我把车开到她跟前停了，她还没意识到是我。我把车窗摇下来，正想喊她，却看见黑色的裙下一双洁白的腿，细而匀称，离我不到一米，那种质感令人想到没有杂质的玉。我欣赏了有几十秒钟，轻轻叫了声：“孟晓敏。”她这才发现了我，惊喜地说：“你自己开车来的，我还四处张望看你到底从哪个方向冒出来呢。”她上了车，我往城外开去。快出城了她说：“你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说：“把你带到谁也去不了的地方去。”她一根指头顶了我的额头说：“你真的？就我们两个人？”再往前开，她说：“知道你带我去城南公园。”我哪里敢去，万一碰了熟人，那怎么讲得清？经过城南公园，她叫道：“到了到了。”我不理她，一直开到城郊，找一间卡拉OK厅要了二楼的一个包厢。
服务小姐斟茶去了，我说：“找我有什么事，这么急？”她说：“我没有急，我说明天后天都可以。”我说：“那总有点事吧？”她说：“没事。”又说：“要说没事也是假的，就是想看看你，就这件事，你说电话里讲得清吗？”
这时小姐端了茶来，出去时孟晓敏跟在后面把门闩上了。我心中有点跳，瞟了她的腿一眼，说：“这是什么天气，都深秋了，你还穿春天的衣服。”她说：“不冷。”又说：“冷一点就冷一点吧。”我明白了她这套服装特地为我穿的，以前我老赞美她的腿是象牙腿，她还记得，怪不得她连长裤都不穿。我说：“你要看我你就看吧，这几年操心重，都半老头子了。”她瞅了我好一会说：“你没变，没怎么变。”瞅着瞅着她突然说：“池大为，你……”我又吓了一跳，池大为？好久都没人叫过我的名字了，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有点生疏。我心中似乎转了个弯才想明白，池大为就是我呀。她说着声音就变了，颤抖了：“你，你，你害了我，你知不知道？”我吓了一跳，我害了她？我与她交往一年，我没有把事情做到份上，也没有太耽误她的青春，我害了她？我说：“我没害你吧，我害了吗？”我摇头说：“没害，没害。”她轻笑一声说：“男人都是自私的，生怕要他承担一点什么。你以为要把女人怎么样了才算害了？说真的，真的那么样了倒不算害，现代人也没把那件事看那么重，那不算什么。可是一个女人，她总是忘不了一个男人，跟别的男人总是没有情绪，放在心里一比感觉就上不来，那不是害了她一辈子吗？”我发慌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哪里值得别人老是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比你大了……”她的双眼突然放出令人惊恐的光来，我无法给这种眼神一种准确的理解。我住了口，沉默地望着她。她闭了双眼，叹了一声，叹息声中有一种悲哀。她说：“那年跟你分手，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天下这么大，又是省城，凭我孟晓敏不能找到一个有情绪的男人？我恋爱了，可怎么也忍不住跟你比一比，比过来比过去就没了情绪，就分手了。我还没发现问题的根子，更没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想自己是在向往更成熟的男性吧。我又有了两次经历，第二次还是在网上聊天室认识的，可一见面神秘感就去了一半，最后还是不行。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中毒了，中了你的毒啊！我想说服自己，我已经说服了自己，人不能把希望挂在绝望之树上，这个道理我懂，可一旦自己面对，叫我怎么放得下？这心中好像有鬼似的。我想着自己的前世可能没做什么好事，上帝派你来惩罚我的。”我连忙说：“我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看，我半老头子坐在这里，就这个样子，你可能是沉入了一种幻觉，一种幻觉！”她奋力说：“哪怕是一种幻觉，那幻觉也是真实的，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幻觉更真实的东西了。”
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从前。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有点生疏，我的一只手在她的下巴处轻轻抚了一下，缩回来，又返回去，在她的衣领处流连了一会，突然，似乎是重力的作用，手往下一垂就放了下去。她说：“你为什么把手放在我身上？”我说：“你为什么要我把手放在你身上？”接吻的时候她用了很大的力气，咬住我的舌头不肯松开，拼命往里面吸，一只手从我的衣服中伸进去，轻轻地抚着我的背。我有些迷糊了，手在她的身上没有方向地乱窜，最后停在某个部位，说：“这是我的责任田。”她说：“你从来就没负起过一点责任。”我说：“我想负责，你又划为了禁区。”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就为你开禁。”我沉默了，不敢接她的话。我身体的每一个微小的暗示，她马上就能准确地领会，予以迎合。有了这样一种默契的感觉，我完全沉醉了。松开来我们相互望着，她大口地喘气，说：“我要把你吸进去，吸进去，吸进去你就跑不掉了，就归我了。”又扑了过来。好久好久她才安静了下来，说：“你有老婆孩子，我也不敢有太多的想法，可是我做你的情人可以吗？我什么都不要，不要名分，不要你天天陪我，也不要你买一件衣服，我就默默地呆在一边，一个星期能见到你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平时的寂寞有了这点补偿，就足够了。”女人的感情一旦被激活，就有这么疯狂，奋不顾身，好像飞蛾扑灯似的。我说：“那不太合适吧。”她马上不高兴了说：“有什么不合适？”我说：“这对你太不公平，你也不是几年前的孟晓敏了，我让你守着一个绝望的希望，那太自私了。”她说：“这是你的真实想法？你不爱我那就算了，你爱了而不敢爱，你就是一个虚伪的人，自私的人。你怕你家董柳知道了，叫起来，影响了你的前程。”她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董柳知道了当然会悲痛欲绝，但她不会叫起来，这是孟晓敏不知道的。而另外还有人想抓住我的每一条小小的裂缝，用钢钎打进去，把裂缝扩大，以至把整堵墙掀翻，这也是她不知道的。我说：“我耽误了你，我于心不忍，女人的好时光不是无限的。男人与女人不同，我比你大这么多，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但你能想像我们的年龄颠倒过来吗？你将来怎么办？”她死命地箍着我的腰说：“将来是我自己的事，不要你管，将来的事将来再说。”我摸着她的脸说：“孟晓敏什么时候成长为新人类了，将来的事将来再说！一个女人有几个将来呢？”她把头贴在我的胸口，说：“别的你都不管，我只问你一句，你爱不爱我？”我毫不犹豫说：“喜欢。”她把头侧了一点，把我的毛衣衬衣推上去，耳朵贴在我的胸前说：“让我听听。”一会又说：“我听见爱的心跳了。”她松开我，把外套脱去，把胸挺了一下，使胸前的轮廓更为分明，说：“我们来吧！”她说得那样平静，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听错了。我疑惑地望着她，她说：“望着我干什么，你怕？今天解禁。”这么一来我明白了，说：“这合适吗？”我望了一下门，“在这里？”门上有一个玻璃小窗，她走过去想用提袋把玻璃挡住，可没地方挂，就把门开了一点，把提袋的带子压在门缝里，提袋垂下来，正好把玻璃窗挡住。我说：“在这里？”在沙发上做这件事，真的有一种特殊的刺激，特别的诱惑。平时习惯了循规蹈矩，打破常规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头脑中“嗡嗡”作响，感觉得到热血在通过一个空间，一股，又一股，推动我往前冲去。我意识深处有一种声音在警告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性，自己也不能冒那个险，不然就全完了，多年的奋斗在一瞬间化为乌有。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娱乐场所突然检查的消息，万一轮到我呢？再说，用手提袋挡住小玻璃窗，不等于告诉外面的人房内有勾当吗？女人所看重的事情在我看来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可我没法跟她交流，我一开口她就会说我“官迷”。她显然不理解我想法，说：“可能你以为我是那么随便的女孩，我跟你说，我是不是那么随便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今天让你知道我为你守住了什么。我不是什么新人类新新人类，那些人才不管这一套呢。”明白了她的暗示我更加不敢了，我说：“我不配承受这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勇气承受。”她轻声说：“是我愿意的。”我说：“你已经坚守这么久了，八路军抗日还不一定能坚守这么久呢，不要这么轻易就丢掉了。”她说：“那你要知道我是为谁在坚守。”又说：“主要是见你一面太难了。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下了几个星期的决心，你相信吗？”
我把门打开，想把压在门缝中的带子放下来。刚开门看见端茶的服务小姐正从提袋没遮严实的地方往里面看。我说：“看什么，懂规矩吗？把你们经理叫来！”她涨红了脸，双手垂着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想，幸亏刚才没有头脑发热。你认为万无一失的时候都会有漏洞，如果看到了漏洞，那就更危险了。
回去的路上我不时往她的小腿上瞟一眼。她说：“看什么？”我说：“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读中学时在县城电影院去看《列宁在十月》，台上跳天鹅湖，演员们都穿着短裙，前面一排人的头忽然不见了，他们把头勾下去往上看呢。你穿短裙小心点，泄了春光你还没感觉呢。”她笑得在我身上扑打。我趁势在她脸颊上一亲，就在这一瞬间，方向盘一歪，汽车碰上了路边一棵树，栽到田里去了。我压在孟晓敏身上，她大声叫：“大为，你伤着没有？”我把朝上的车门打开，爬了出去，又把她拉了出来。我看她没伤着，说：“万幸，万幸。”又说：“你去，你打的回去。”她美人救英雄似地说：我不能丢下你。”我说：“我没事，我就打手机叫救护队替我把车拖出来。”她还不肯走，这时已有人来围观了，我说：“马上就是一大群人来了，求求你了。”拦了一辆的士，把她塞了进去。不一会救护队的车来了，把车拉上来，需要修理，就拉走了。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拦住我，说压坏了稻子，要赔。我给他五十块钱。他不肯。我说：“我压坏你几蔸，你数数，五十块钱买一担谷。”他说：“我这个稻子就不是一般的稻子，做种的优质稻。一粒谷明年就是一蔸禾，一蔸禾又结几百粒谷，几百粒谷后年……”我再塞给五十块钱，他说：“算了，今天你是碰了我呢。”我笑了说：“如果今天压死你一只鸡肯定是会生金蛋的鸡，金蛋孵出金鸡，金鸡又生金蛋。”他也咧嘴笑了说：“要是每天有一部车栽到我田里，那就好了。”
小车修了六千多块钱，我要大徐去开了回来。大家都以惊讶的神情问及我的安全，拍手称幸，没有一个人提到汽车和钱的事，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到那个地方去。许小曼曾说有了地位就有了自由，什么是自由，这就是啊。
我把自己与孟晓敏的关系作了彻底的思考，还是觉得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大事。这么多人盯着我，总有一天会要败露的。败露了我不一定下台，但很多话就不好说了，很多事也不好做了。还有，我也不能保证孟晓敏那里就不会起火。一旦有了实质的关系，她问我要一个家，我怎么办？她以前还说过惩罚自己的话，我不能不以防万一。再有，她二十四岁了，我再误她几年，我也于心不忍。想清楚了我给她打了电话，说了不能误她的理由，她当时就哭了。我抓着话筒听她哭了几分钟，说：“我还是想帮你一个忙，安排你去医学院进修。这件事我会跟瞿经理说，让他送你去。”我当时就给瞿经理打了电话，他也不问我跟孟晓敏的关系，一口答应了。我说：“要破费你出一点血，三万块吧。”他说：“小事，小事。谁都有点事要办嘛。”又说：“我正要找池厅长帮个忙呢。”他的儿子今年大专毕业了，想到安泰药业去工作。安泰药业的职工持有内部股都发了点小财，人人都眼热。我想叫***安排一下也不困难，马上答应了，说：“小事，小事，谁都有点事要办嘛。”我想尽快把这件事办好，还有阿雅调动的事，都拖这么久了。下个月把职工代表大会一开，条例一定，别人要问个为什么，我就不好回答了。
孟晓敏的事就这样作了了结，我心里有点委屈，好像恨谁似的。我想着自己抗拒了钱的诱惑，又抗拒了色的诱惑，不简单！我不贪财好色，那我还怕什么？我立于不败之地，谁想踩我的尾巴，妄想！这样我可以甩开膀子干几件事了。这样想着我把膀子用力一甩，想撞开什么似的。
这天丁小槐带了老婆孩子到我家来，进门就说：“强强吵着要找一波玩，宋娜也想找董柳说说话，我就跟宋娜来了。”我连忙让坐，心里知道是他有话要说。记起那几年我和董柳到马厅长家去，总是打一波的招牌，怎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一套？董柳跟宋娜说话，先是说服装，一会儿就转到皮肤保养的话题上去了。宋娜说了一个美白去皱的秘方，董柳一本正经记了下来。我看着电视，有一句没一句跟丁小槐说话，好像相信了他是陪宋娜来跟董柳谈美白的，且看他如何转弯。看着董柳和宋娜说话，看得出董柳是处于主动地位的。今天不是当年去丁小槐家拜访的局面了。男人能感受到的东西，女人也一定能够感受到。对话中的这样一种优势地位，这是男人迷恋权位的重要原因，也是女人盼望丈夫荣达的重要原因。不但男人，女人也会跟着感觉走呢。
丁小槐东说西说，说到：“现在兵越来越不好带了，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了，调不动。”宋娜马上插过来说：“小槐他经常为难，上个月云阳市有急事要派人去，人人家里都有困难走不开，还是他亲自去的。我看他这个处长，当起来也可怜。”我心里好笑，怎么还是老一套，演双簧！当年我跟董柳一唱一和，马厅长还不看得一清二楚？我说：“可怜是可怜，不过宋娜，梦里想着这一份可怜还想不到的人，那恐怕还不止一个两个！”我说着笑了，丁小槐也带点勉强地笑。我马上又说：“坐在我这个位子上也可怜呢，动一动有人盯着，你信不信？”丁小槐要说的话说不出来，仍不放弃，又说：“市场经济把人心都搞乱了，动不动就想到经济效益，你要谁额外多做点工作，他就看着你，等你把下面的话说出来，补助多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忘记了。”丁小槐谈为人民服务，我是今天才认识你？宋娜又把头偏过来说：“还谈为人民服务？恨不得做一点事赚两百块才好。他们处里的人，没有几个是文雅的。”董柳在一边喝着茶抿着嘴笑，她非常熟悉这一种表演。我也没有时间老是绕圈子，就说：“丁处长工作中有什么难处，看厅里能不能给你一点支持？”我把话挑明了，丁小槐有点尴尬，他说：“我今天来，还是有些事情想给厅里作个汇报。”我说：“我想着你有点话想讲。”他又笑一笑，说：“池厅长是谁？什么事他不知道？厅里准备清理各处室的小金库，这条政策我们是拥护的。”我说：“厅里这样做也是为了爱护干部，怕他们失足。部里检疫局就是因为小金库问题，从局长到处长，这一次是全军覆没。钱拿在自己手里，你要一个人心如止水，那不切实际！上次金叶置业把六十万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就不跳几跳？那不切实际嘛！”他慢慢地点点头，似乎体会到了问题的严重，说：“厅里的确也是为我们着想。”我说：“也是为自己着想，下面出了问题，那是上面的责任。现在不像以前谁出问题谁负责，领导也有连带责任。我想起来就睡不着。小金库不封掉，处室难免违反政策去创收。现在的老百姓不是以前的老百姓了，他们向秋菊学习，什么事都要讨个说法，到时候他们讨说法不是向红十字会讨，向基建处讨，还有向你们医政处讨，是向卫生厅讨，向我讨！”我想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你丁小槐还能说什么？谁知他嘿嘿笑几声，又笑几声，顽强地说：“我们处里的情况确实有点特别，经常要派人下去，厅里那点补助也调动不了积极性，处里还得再补一份。交往也比别的处室多，你下去他请了你，他上来你不请他，那我怎么好意思，以后又怎么工作？这样其实不好，吃个便饭还好些，谁也不贪那点吃，可风气如此，不是我们一个处挡得住的。别人请你吃海鲜，那是把我们厅里的人当人看。你请他吃萝卜白菜，他不会小看了我们卫生厅？请来请去，都是为了面子，中国人就是被这个面子害了。”他的话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人情的压力有多么大，我也是知道的。可你丁小槐，一年到头又在家里吃过几餐饭？把你一年的招待费实打实列出来，还不吓人几个跟头？我说：“厅里会安排一笔特别的交际费，怎么用的，年终向大家公布。”他说：“除非别人来了我们给他吃快餐，不然公布出来那大家会骂人的，反而有损厅里的威信，这来来往往的太多了。”我想，照你说是非搞暗箱操作不可？我说：“那你意思是？”他说：“我们处里情况特殊，能不能给点特殊政策？”我想他们医政处的确也有点特殊，就说：“厅里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