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裴松之回家等诏命后，刘义符乘车驾回城，顺路让陈裨去三省召来吉翰、张邵、郑鲜之、陆万载四人，倒不是征拜一名高官就要三相商议，刘义符还想了解一下其他事务。

他先回太极西殿临时休息的居处更换一身玄色绣纹的紫绛纱袍，头戴金簪束髻小冠，一身燕居便服着装，再转回景阳阁南侧书房，只等了片刻，吉翰几人就到了。

礼毕，刘义符说明裴松之事，几人都没什么异议，也就随口引入正题，问：“早在去年春夏之时，便诏诸卿重修《皇宋刑典》，不知现在进度几何？”

“好教陛下得知，此事说来不易，原本在荆州时无甚典藏，人手亦是不足，虽编修近五成却多有错漏，自开年以来几乎陷入停滞。”吉翰苦笑，随之话锋一转道：“不过自回建康后，臣至中书监、太学、国学翻阅了一些典籍，这才知道不足之处，若修刑典与国史，必须复置图书管理机构，加调学识渊博者共撰。”

吉翰之意是要重建帝国图书馆，西汉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六府藏书，东汉则设东观，自曹魏隶中书著作郎掌管，至本朝仍是沿袭，国朝始建，并没有合撰国史，所以图籍与修撰都还要从零开始，连前朝《起居注》都还不知道有多少留存。

刘义符不禁思量，成熟的帝国图书馆制度还要到唐朝才复兴，即弘文馆、集贤殿书院、翰林院，虽然刘宋后来也设立了玄学馆、史馆，但规模不大，官员地位也不高，但以修书给官员刷政绩也是极为不妥的。以旧制，散骑省就有不少供奉官，为皇帝私人的人才备选库，但不管图书。

“原来的散骑省有员额多少人？可都是饱学之士？”

“原有十八人，但多被外放补为扬州诸郡丞、郡监，另有几人补为中书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散骑省按新制已被裁去，需要另外物色人选。”

听吉翰这么说，郑鲜之接口道：“臣想起来，还有一些人可举荐，原左军咨议参军杜坦颇涉史传，此人可用；申少府之父申宣、其叔父申永此前被开革，现在家赋闲，亦可用。新近外调出京的范泰少子范晔，前司徒南昌侯刘穆之长子刘虑之等皆可，只是这些官员名望不足，若陛下征召东林大儒雷次宗、陶渊明来京，那此事就好办了。”

刘义符讶然道：“雷次宗？此人又离京了吗？何以称东林大儒？”

“去年徐羡之、傅亮等伏诛，雷次宗进谏劝阻未被采纳，因而愤然离京，若陛下急令即将抵京的索邈前往强征，那必然是会再来的。”郑鲜之抚须微笑，又解释道：“因雷次宗与陶渊明等皆隐居于庐山东林寺，与前建寺住持高僧慧远，现住持道生等颇修佛法，常与其一起喝和，抄修佛经，并在庐山之东修建学馆，自开馆授业，故在京不愿久留。”

东林寺？东林党？刘义符闻之色变，追问道：“这个东林寺又是怎么回事，何时传入中土？”

见刘义符变了脸色，几位宰辅面面相觑，都有些惊奇，只以为他闻之不喜，郑鲜之也就自以为识趣地闭口不言，张邵见此，接着解释。

“东林寺的渊缘说来有些话长，前朝时，有雁门郡楼烦县书香之家贾氏子，与同母弟慧持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顿悟出家，法名慧远，后道安法师入住庐山东林寺，慧远往从之，为道安上坐弟子，曾与刘遗民等人于佛前立誓，结社以传播净土宗，后道安圆寂，谢灵运钦服慧远，在东林寺开池遍种白莲，遂称白莲社，净土宗由是兴盛，亦号为莲宗。”

这下刘义符算是明白了，自东汉末沙门禅宗传入中土，现为北魏贵族所弘扬，净土宗是后来者，前朝时兵乱无法在北方立足便南下，很快为当时高门名士们所接受，并大力资助，如今在南方就已经有很多寺院，至萧梁时更是发展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不过此时的白莲社还没庸俗化，仍是真正的佛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沙门与道门，都必须得到强力抑制，不然就是与帝国争夺土地与人口财税，这怎么能忍。

“雷次宗，陶渊明，此二人不可用矣！”刘义符语气都严厉起来，提醒道：“前朝孙恩之乱，前车之鉴，沙门虽不至如此，然彼辈大建寺院，广纳信徒，兼并田地，却不缴赋税，久之壮大必为祸患，若满朝诸公皆崇佛，还要朝廷作甚？佛法无边，岂不美哉？”

几位重臣脸色都不好看了，可都还没意识到沙门过盛的弊端，一时皆有些不以为然。

吉翰只好劝道：“陛下言之过也，孙恩、徐道覆虽事败，然在巴蜀、江南各地还广有信众，接纳沙门一定程度上能制衡其发展，这是先帝在位时即定下的国策，时日还短，不能轻易改弦更张。”

这确实如此，刘义符寻思着，后来的大明为防止佛道大兴挖朝廷墙脚，设立了僧录司、道录司制度，虽然效果不咋样，但至少朝廷能大体上掌握天下到底下有多少寺、观和僧、道，这或许是一个好办法。

“这固然有些道理，然天下有寺院几何，僧道几何，所占良田山泽多少，又有哪些家族为其俗家信徒供奉，朝廷不能一概不知，诸公必须得有对策，不可一味纵容其发展，何况释、道二门的兴起，也不利于朝廷大兴文教，于国于民皆大为不利。”

刘义符这一问，几位宰辅心有疑惑，一时都答不上来。

“那陛下的意思是……向天下各寺院、道观派驻官员，征纳税费？”吉翰皱着眉头问。

刘义符道：“派驻官吏只怕不妥，但此事不急，可容后再议，朕拟于中书监之下加设一弘文馆，专司图书典藏与修撰，道子相公所荐五人，可先补为弘文馆博士，将刑典尽快编成，往后还可修国史，作为常设机构，隶中书监。”

几人这才明显地松了口气，连连点头，但释、道过盛为害的事也在几人心里扎下了根，日后多少会留意一些。刘义符心里也暗爽了一把，弘文馆我可先用了。

次日早朝，当廷赐发诏书，命有司择馆舍设立弘文馆，以兵部侍郎裴松之拜右散骑常侍、兼修国史、领国子祭酒、加诸王太傅，以陆万载进兵部侍郎。

以中书监江夷领太学祭酒，以蒯广徽、韦欣泰为司业，薛道真、裴恺之为太学助教，以杜勋、裴邕为国子学助教，与杜坦、申宣、申永、范晔、刘虑之等十一人兼弘文馆学士，以临川王、丹阳尹刘义庆兼判弘文馆事。

其实除太学、国子学外，还有自前朝即设立的玄学馆，多是高门子弟充斥其中，在馆学生人数与太学、国子学不相上下，刘义符打算将其中可用的士人逐步抽离，待其渐渐萎缩后，再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正式下诏废除玄学，改立为四门学，这样朝廷官立大学有三个也就够了。

此事初步落实，也就在当日下午，北魏使者乘船到京，礼部侍郎许绰率典客令等官吏至石头津码头迎接，国书先递入了宫内。